美国商务部8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增长6.7%，至757亿美元，达到创纪录水平。其中，商品贸易逆差升至932亿美元，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逆差；服务贸易顺差降至174亿美元。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美国内进口商急于满足商业投资和家庭需求，而广泛从境外采购。

 

回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增速是经济增速的2倍，危机后则与经济增速大体持平。在2020年之前的几年，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而服务贸易增速相比之下更快。这打破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商品贸易增速高于全球GDP增速的模式，有观点认为，随着商品贸易重要性的下降，全球价值链收缩了，这可能源于民粹主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由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扩展；发达国家大力扶持制造业回流，出台相应政策，吸引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行业向国内回归。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疫情对人流和物流的限制，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需求和供给重新调整。全球原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上涨，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变强，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各种贸易壁垒不断出现。需求侧在结构上产生变化，尽管许多与疫情相关的医疗物资、医疗服务、住房服务、公共事业、“宅经济”关联产品放量增长，但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汽车、电子产品、旅游业等商品和服务都需求锐减。

 

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强调供给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引导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制造业回流。

 

 

一是区域化分布。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聚集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但在全球经济贸易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的大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持续加速，则为全球价值链区域性布局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比如，2020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允许零部件的免税贸易往来，将促使亚太地区各供应链更具有竞争力和紧密性。

 

二是数字经济优势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工业4.0”趋势，数字化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向传统产业加速渗透，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将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受到更多限制。

 

三是生产方式绿色低碳化，将成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额外门槛。2021年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逐步推进“碳边界调节机制”，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这将对劳动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产生冲击，一些低收入国家更难以利用劳动力成本或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竞争力。

 

 

2020年3月份，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下降2个百分点，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2021年1月至6月，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34%，占比提升2.2个百分点至50.7%，为全球经贸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方式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更应主动顺应重塑趋势，抓住整合提升的机遇和空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对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紧抓疫后全球价值链重塑机遇期，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要树立全球思维，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主动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二要优化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开拓创新走出去，逐步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三要把握全球治理变革趋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双边与区域合作。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四要建设全球共享的统一大市场，扩大内需，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五要统筹好开放与安全，健全产业安全机制，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六要提升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积极参与新一轮规则制定，有效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