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转型，房地产和城投融资受抑制，社融和贷款的低增长可能越来越常见。在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和执行上，既要目标正确和有敢于追求做正确的事的战略定力，又要注重政策弹性、耐心和包容性，防范运动式政策执行，避免增长模式变轨出现脱轨风险。

 

　　邓海清表示，7月份用“M1-M2”衡量的资金活化度下降0.3个百分点，表明企业支出意愿下降。企业中长期贷款出现一年多以来的首次同比少增，既有银行惜贷的因素，也可能是实体经济本身融资需求在下降。

 

　　在地方政府债务严监管的环境下，政府融资能力弱化，低资质城投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也会影响企业中长期贷款项），基建投资恐难成为经济的托底力量。加之部分地方债会后移至12月发行，明年初用于投资，以平滑经济增长周期，也会对今年基建投资的实物工作量有一定分流。

 

　　从银行贷款结构上看，上月末票据贴现利率出现0.1%、0.01%等极端值，反映出银行贷款规模严重不达标，亟需票据补充。与此同时，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2316亿元，同比多减1186亿元，与表内票据冲量形成鲜明对比。靠票据冲量是资金空转的一种形式呢还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7月份M2和社融存量同比增速皆下行0.3个百分点，信用拐点继续得到确认。市场往往将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领先变量，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增长压力加大。

 

　　邓海清认为，上述四个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改变路径依赖付出的成本。一方面，这些数据反映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在加大；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恰恰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真正的在痛苦中发生着实质性改变，增长质量可能真的提升了，金融资源正在流向新的“三大支柱”领域。“得”与“失”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发生着历史性改变。

 

　　邓海清认为，如今决策层已经彻底下定决心转型，告别以城镇化红利为基础的“房地产+土地财政”模式，塑造“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为三大支柱的新增长模式，对房地产和城投平台融资、地方政府债务保持严监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无论是高科技企业还是民营小微企业，共同特点是大宗实物资产较少，合格的抵质押物不足，因此它们的融资模式以股权性融资或信用贷款为主，与银行“重抵质押”的传统风控思维相矛盾。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转型，房地产和城投融资受抑制，社融和贷款的低增长可能越来越常见。（经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