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认为，2020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较好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复苏，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比如，工业处于较好发展态势；在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的支持下，就业整体保持稳定态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较高水平，这说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尽管上半年国民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恢复不均衡和基础不稳固的现象，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和一定下行压力，7月份制造业PMI指数为50.4%，低于上月0.5个百分点。”陈彦斌表示。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总体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稳步复苏态势，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挑战增多，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预计在四季度或明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显现，困难可能有所增加。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下半年经济数据存在回落可能，因此需要统筹做好两年协调，让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徐洪才认为，强调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的宏观政策衔接，意味着我们要保证宏观经济继续平稳运行，就必须夯实经济恢复的基础。

 

跨周期调节与传统逆周期调节有何不同？陈彦斌表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做法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短期稳定政策，平抑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实现短期稳定。而跨周期调节政策考虑的不再只是短期，而是中期甚至中长期，这意味着跨周期调节框架下政策放松时不会过松，收紧时不过紧。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而言，确实更有必要采取跨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框架。”陈彦斌表示。首先，今年的宏观政策力度设定与组合设计除了考虑当前和下半年之外，还需要着眼于明年，防止政策与经济大起大落。

 

其二，从PMI和投资等重要指标的环比来看，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需要加大政策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但也要看到当前存在金融稳定和经济恢复不均衡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仅依赖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跨周期调节视角下重新优化政策组合。其三，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强调跨周期调节能够更好地为应对不确定性预留更大的政策空间。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

 

“今年我国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但从目前执行进度来看明显落后于过去几年，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从而为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打下基础。”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徐洪才认为，从重点领域来看，首先要兜牢“三保”底线，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文化事业等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其次，要把控好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

 

连平表示，形成实物工作量一方面是在强调要剔除基数效应后实实在在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表明会加强对中小企业以及困难行业等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为明年经济恢复打好基础。

 

徐洪才认为，对于那些受到疫情影响的旅游、文化、教育服务、餐饮等行业的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各级政府要提供针对性的帮扶，同时做好前期政策的平稳过渡，保持相对稳定，支持它们更好发展。此外还要优化营商环境，特别在金融支持和财政政策方面，提供重点资金、专项资金扶持和融资担保，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在陈彦斌看来，提升居民消费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当前居民消费恢复相对滞后，抑制居民消费的原因除短期疫情因素外，还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均衡和长期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传统的短期逆周期调节工具难以有效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跨周期调节来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

 

“居民消费本身就具有跨周期的特性，采用跨周期调节也最为合适。”陈彦斌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将跨周期调节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提升居民消费上，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