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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摩擦风险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

2021-07-28 14:48:58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现实,在贸易、金融、科技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规模位列全球第一的经济体,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因此,任何经贸摩擦风险都会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
 
从出口来看,我国的计算机、通讯等电子设备的出口价值占行业收入的 50%左右,这些行业的产值大,对外依 存度也高;一些传统行业,包括家具、纺织品、电器、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占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也超过 20%。2018 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提高削弱了中国一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对沿海地区出口企业造成了负面冲击。进入2020年,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部分海外订单如印度纺织订单大量回流国内、大批防疫物资出口境外、跨境电商进出口也逆势增长,这一系列积极因素推动了2020年以来中国货物出口贸易的持续改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推动贸易改善的因素具有的暂时性。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些因素的正向驱动作用就会减弱甚至消失。以海外纺织订单回流为例,由于印度、东南亚的纺织服装企业在人力等要素成本、政府税收、关税、环保等诸多方面均较中国更具优势,这些订单在后疫情时代必会再次离开中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满足于现状、急于乐观,而对出口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掉以轻心。
 
与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削弱相比,经贸摩擦带来的经济风险更多体现在进口行业。具体来说,我国进口对海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尤其是计算机行业的核心部件,比如芯片的进口比重超过 40%,设备制造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也占到总成本的 20%。在一些产业和领域,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的产业基础还很薄弱, 诸多环节仍需进口,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比如已经发生的芯片断供。中国工程院于 2019 年开展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 60%左右是安全可控的,但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在 26 类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产业中,8 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 30.8%,其中包括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 气轮机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这无疑将掣肘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掣肘我国的对外经贸谈判。除此之外,即便在一些在核心技术上已取得国际领先的行业,比如电力行业,我国仍然未掌握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国际标准仍然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
 
关于我国产业链,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产业链外迁风险。实际上,中国的产业链外迁早在 2017 年 之前就已出现。彼时,中国的人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外迁。2018 年后,中美经贸摩擦层层加码,促使外迁进一步加速。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掺杂政治因素的考量后积极引导产业回流,加大了中国产业链外迁的压力。回顾历史,中国的产业链外迁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曾经的经历非常相似,由此可能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以及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等连锁反应值得高度关注。
 
总之,由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冲击虽不至于引发整个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但它给产业链带来的风险在短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从长期来看,经贸摩擦会倒逼我们多元化贸易结构,加大基础研发和创新,提升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不断巩固和增强,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遏制我国发展的整体格局在短期之内不会有所改变,我国过去利用后发优势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实现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应改变发展思路,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为可能的技术封锁做好准备。但是,我国在基础科学, 包括能源、材料等传统科学领域仍然十分薄弱,这与基础研究投入多、周期长、见效慢、不确定性高分不开。长期以来,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例只有它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需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改善科研环境,另一方面也需建立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可喜的是,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 2021 年头两项重点任务来抓,我们期待相关政策早日出台并落地。
 
第二,对于产业链外迁,我们要保持清醒,要认识到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对欧美国家疫情之后可能鼓动更大规模的产业链外迁或回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大力促进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做好布局,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向内地转移。此外, 我们也建议与拜登政府保持深度沟通,尽量在谈判中化解分歧,减少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
 
第三,我们建议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朋友圈,促进亚太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从而缓和经贸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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