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1978-2019年的41年间，中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39倍，年均增速达到9.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4.9%上升到18.2%，经济总量世界占比的提升速度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各自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增长记录(1)。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年和133.6元/年。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截至201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两者分别增加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7倍和21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经济体量和质量的飞速发展，而“人口红利”则被公认是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人口生育高峰。按照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前“婴儿潮”中的新生人口陆续步入劳动年龄且相互叠加，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国策，出生率快速下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态，从而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较高水平、总抚养比维持较低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或“人口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探索与创新充分开发并利用了当时的人口优势，实现了人口机会向经济效益的转变，进而收获了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多年来，众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测算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介于10%—30%(2)。

 

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演进、“人口机会”的动态转型，我国于世纪之交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其进程仍在加速、程度仍在加深。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91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3.5%。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2010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分别为6.96%、8.87%。可见，近10年来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明显加速。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2013年达到10.06亿人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其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峰值，之后步入下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8.5%。近十余年来，学术界针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很多结论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将导致有效劳动力规模萎缩，年龄结构的生产效应降低，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将减弱直至消失，最终会显著拖累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3)。

 

为什么说人口红利理论具有缺陷，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口红利理论关注了人口数量或年轻人口数量，然而我们认为与之相比健康人口数量更为关键。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几十年来，我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1981—201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由67.8岁提升至77.3岁，不但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且趋近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人口红利理论并未考虑到人口素质的提升。1981—2019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由12.6%提高至83.4%，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在2019年达到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由39.6%提高至89.5%，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6%提高至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人，居世界第一(4)。与2010年相比，2020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人口素质不断提高(5)。因此，我们认为尽管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人口加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抚养比提高等不可逆转的社会大背景下，但我们认为，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抚养比提高等数量视角对人口红利做出悲观的判断是带有较大局限性的。相反地，我们应该用客观、全面、动态地眼光看待人口红利。

 

2、人力资源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

 

我们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考虑健康、教育等表征人口素质的因素对人力资源的影响，跳出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的传统逻辑，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减，国家的政策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保护、提升和用好中国的社会人力资源总量。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对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源因素及其对人口红利的意义做了探讨(6)，但是遵循这个逻辑对“人力资源总量”进行重新测算和国际比较还不多见。本报告将以人力资源总量为核心指标对中国的“人力资源红利”做出具体测算，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人力资源总量而非人口总量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随着人们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以人口数量或年轻人口数量为标准的指标已经不足以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储备进行精准测度。比如，在本世纪初，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只有71岁，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仅有9.6年，而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预期寿命已经提高至接近77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也提高了接近5年。在同样人口存量的基础上，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源储备，也就是说，与20年前的22岁青年相比，同样一个22岁刚刚步入就业岗位的青年，考虑到他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时长分别提升了5年左右，因此可以以更健康的身体状况更高效地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工作，从而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源储备。

 

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为此，我们设计了人力资源总量新测度，在反映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等传统人口数据的基础上，试图捕捉这种健康和教育对人力资源总量的影响。具体来说，人力资源总量刻画的是当前的存量人口在现有的受教育水平下可健康工作的时间，其测度方法如下：

 

其中，人口预期健康寿命时长指的是全国所有人口预期健康寿命的加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数据，我们对不同年龄区间人口剩余预期健康寿命(7)进行估算，综合各年龄区间的人口数量分布，我们可求得在当前人口存量和年龄结构下，我国人口预期健康寿命总时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预期健康寿命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对全国人口预期健康寿命时长产生影响，比如，老龄化的加剧会在同样人口总量的情况下，缩减人口预期健康寿命时长，而我国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又将提升总体预期健康寿命，从而提升人力资源潜力。

 

人力资源总量测度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素质，这反映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源提升的重要作用，而最简单直接的刻画就是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人们工作效率的提升。参考历史经验和文献资料，教育产出回报率一般在8%到18%之间(8)，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年的平均受教育时长带来的劳动产出增长至少为0.08，这相当于将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提升了8%。我们将人口预期健康寿命与教育投资产出回报率相乘，就可得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总量，因此，随着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即便不考虑人口总量、结构和健康水平的变化，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总量也处于逐步上升的态势。

 

根据以上的定义和测算方法，我们计算了本世纪初至今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源总量。以2000年为基年，并将2000年人力资源总量设为100，我们将之后各年人力资源总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人力资源总量的国际可比指标。

 

3、中国人力资源总量到2050年前仍然保持增长态势

 

按照以上分析方法，我们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进行了测算，并将影响人力资源的因素分成三大类，分别是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健康水平的改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分别研究这三种因素对中国人力资源存量的影响。如图29所示，以2000年为基年（人力资源存量为100），最近20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这主要归因于健康和教育质量的改善。事实上，如果假设人们预期健康寿命不变，且受教育年限也停留在2000年的水平，那么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从2000年的12.9亿上升至2019年的14.3亿，但叠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相较20年前甚至下降了6%。然而，如果考虑到当前存量人口的身体状况较之20年前更加健康了，正如图30所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0年内增加了5.5岁，而预期健康寿命同样提高了4.8岁，健康寿命的增加提升了人们健康工作的潜能，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缓冲。由图29可见，与2000年相比，健康寿命的增加使我国人力资源总量提升8%，可以完全填补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源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测算由受教育程度的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源提升。如图31所示，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2019年我国的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7年，较之2000年提高了1.6年，考虑到最低8%的教育产出回报，同样一个劳动人口可以贡献更高的产出效率，这相当于使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进一步提升了13%。因此，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我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为114，相较2000年提高14%，这一增速超过了人口总量的变化（11.1%）。

 

进一步地，我们对未来三十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数据基础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未来数十年各国人口总量和结构进行的预估，联合国的人口结构预测存在不同的情景假设，包括不同的死亡率、出生率以及人口的跨国流动等，我们选取的是基准情形，即完全基于各国人口变化的历史路径和国际经验做出的比较中性的人口预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准情形预测并未考虑到疫情冲击以及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对未来人口结构造成的影响。除了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预测数据，我们还假设未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制度的完善，中国各年龄阶段人口的预期健康寿命会以过去20年的平均增速上升，2035年我国的出生预期健康寿命将提升至73.4岁，接近日本当前的水平，而2050年我国的出生预期健康寿命将进一步提高至77.5岁，几乎完全向与日本等长寿发达国家收敛。对于人均受教育水平，我们采用最为保守的估计，假定未来三十年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还将以过去10年的速度增加，即到2035年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为9.88年，达到美国上世纪60年代底的水平；到2050年上升为11.01年，达到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在以上假设条件下，我们对2050年前中国人力资源总量的变化趋势进行展望。我们发现，如果没有任何政策调整，年轻人口的断崖式下跌的确会对人力资源总量有一定的拖累，相比于2000年，2035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会使得人力资源总量下降16%，而到了2050年这一数字将继续扩大至25%。然而，我们却不必为人口数量的变化过度担忧，因为健康和教育的改善不仅能填补（年轻）人口下降的冲击，而且能使得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更加优化。预计未来三十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持续上升，在2035年将提升至119.4，而在2050年达到121的水平，也就是说相较本世纪初的人力资源总量将提高21%，而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改善合计将对人力资源总量产生超过三分之一的贡献。

 

4、人力资源总量的国际比较

 

按照上文对人力资源总量的测算方法，我们分别计算了本世纪初至今中国、日本、美国、印度四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变化（均以2000年为基年），并将分解测算了人口数量和结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三个因素在其中的贡献。可以发现，中国在过去20年内总人力资源总量提升了14.4%，人力资源的红利仍在不断释放。从结构变化来看，与2000年相比，2019年健康水平的提高使我国人力资源总量提升了7.8%，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人力资源总量提升了12.8%，两者效应的叠加完全抵消了人口总量增速下降和老龄化对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影响（-6.2%）。跨国比较来看，日本的人力资源总量在过去20年间一直呈下行趋势，其中人口老龄化使得日本的人力资源总量下降了15.6%，尽管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替代效应，但仍无法改变整体人力资源不断下降的大趋势，根据我们测算，日本2000-2019年间人力资源总量下降了4.9%。美国在过去20年间人力资源总量提升了12.8%，其中人口结构改善贡献了6.9%的增长，教育水平提升贡献了6.5%，健康水平变化贡献了-0.6%。印度由于基数水平很低，因此在过去20年间人力资源呈现大幅改善趋势，总量增长了53.0%，其中人口结果和数量变动贡献了16.2%，健康水平改善贡献了14.8%，教育水平提升贡献了22.0%。

 

上文所构造的人力资源指标反映了一国的存量人口在现有的受教育水平下可健康工作的时间，是一种对人力资源总量的测度。我们认为在提升人力资源总量的基础上，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使已有的人力资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源利用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达到76.9岁，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非常接近美国的78.8岁和OECD成员国的80.2岁。然而根据OECD（2018）统计，中国的正常退休年龄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就导致了尽管中国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但仍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未被有效利用，表现为尽管有大量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力仍然有持续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却因为强制退休政策，不得不较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性预期寿命已经从1980年的65岁上升到2019年的75岁；女性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9岁上升到2013年的79岁，均提高了10岁。这意味着当前55岁的男性蓝领工人，其平均健康水平要好于或等于其父辈在45-50岁时的平均健康水平，但是目前的退休制度强制这部分人在55岁时退休。因此倘若能够在充分尊重人民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保护其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退休制度能适当灵活甚至鼓励延迟退休，同时给自愿延期退休的劳动力增加延期退休福利，消灭年龄歧视，这将大幅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有效对冲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下降的不利影响，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作者：李稻葵

来源：网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