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一是需要明确支付体系建设目标。综合看，应有消费者福利改进、服务实体企业、改善客户体验、提高市场效率、保障交易稳定、提供增值服务、创新流量入口等诸多目标，不同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可能导致支付发展路径出现扭曲。新形势下，应进一步厘清目标优先次序，以此引导BigTech的创新有效助力核心目标实现，达到支付在BigTech生态中的价值回归。

 

二是系统性思考我国移动支付在全球市场竞争格局中的定位，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因素，进一步提升我国移动支付行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在持续加强风险防范和规范经营同时，更好地支持BigTech发挥比较优势，着眼跨境服务与参与国际竞争，积极“走出去”融入海外市场。

 

三是平台反垄断只是“非常手段”，相比之下，更需要完善常规监管机制。就支付而言，近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监管重点主要是资金安全问题、“三方模式”闭环、价格与市场竞争(银行、同业、商户)、平台排他性(消费者)、数据保护、B 端反洗钱问题，当前则亟需加强支付监管其他监管的协调配合，重点从解决问题转向完善机制。

 

四是重新梳理BigTech与支付的关系，打造新型“支付+”商业模式。虽然“支付+金融”逐渐受到监管约束，但“支付+实体”仍然大有可为。一方面，在合规基础上，依托支付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还有大量空间值得发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建设重点逐渐落到产业数字化方面，BigTech依托支付、不断创新与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模式，可以在产业链金融等场景落地方面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探索。

 

五是积极迎接数字化带来的新“赛道”挑战。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支付结构，推动了数字化支付、非现金支付大发展。据麦肯锡公司在2020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新型支付工具中，受全球消费者欢迎程度从高到低的依次是网络银行、直接账户转移、无接触卡片、数字钱包等。更具挑战性的是，虽然一般加密数字货币的货币与支付属性很弱，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民间稳定币则可能对现有支付体系带来深远影响。BigTech拥有科研与创新能力突出的比较优势，应该鼓励其积极参与央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并探索合规、稳妥参与国际稳定币创新的模式。

 

总之，建立在“旧支付+”之上的BigTech模式已经落幕，依托于我国的“巨国模型”特征、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对外开放大势，仍然可以打造持续、健康、具有吸引力的升级版“新支付+”，使得BigTech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推动包括支付科技在内的金融科技要素，成为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

 

来源：《金融评论》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