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粮价上涨探因。国际大豆、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是自然因素导致。自2020年8月开始的这一轮拉尼娜现象于2021 年5月结束，此后“无缝衔接”而来的是美洲地区的极度干旱，而美洲是全球大豆和玉米的重要产地。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新冠疫情之下推出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导致全球粮食供需格局收紧。此外，疫情影响导致的物流中断、原油价格上行导致的农资产品成本高增、以及生物燃料市场需求的爆发，也为粮价走高“推波助澜”。而宽松的货币环境则为粮价上涨提供了“温床”。

 

　　3、国内粮价传导有限。我国CPI 粮食分项与全球谷物价格指数的相关性并不强。2012 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就没有再出现大的波动，2016 年以来CPI 粮食分项同比一直稳定在2%以内。目前，我国粮食总体供需格局较为健康，具备抵御国际输入性粮价上涨的能力。目前主要粮食品类中，除玉米去库存幅度较大外，水稻、小麦库销水平均仍处高位，因此，具备抵御国际输入性粮价上涨的能力。而玉米的一大主要用途是猪饲料，当前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可能对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产生制约，使得饲料需求缺乏进一步提升的动能。加之小麦和稻谷相对玉米的价格比处于历史低位，亦可替代小部分玉米的饲用需求，使得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受限。

 

　　4、国内粮价大涨的环境不再。以两次粮食危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2010 年下半年开始到2011 年年中)为鉴：气候因素往往是国际粮价大涨的导火索(本次相同)，而气候冲击后粮价的变化则与全球货币环境、国际油价形势等因素关联更大(本次也面临全球货币宽松和油价上涨的背景)。

 

　　但两次国际粮食危机之际，都适逢中国猪周期启动、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分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和“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因而通胀水平加速攀升，央行迅速收紧货币政策。而且，当年我国主要粮食的库存水平均远低于当前，因而粮价更易受到输入性影响。

 

　　当前主要的不同点：一是，中国已经经过疫后复苏、经济开始向常态回归，并面临着消费、制造业投资增长仍显著弱于疫情之前的问题，增长动能难言强劲；二是，猪周期处于下半场尾部，仍然对CPI 起到明显下拉作用；三是，国内主要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对抗输入性涨价的能力更强。因此，本轮我国粮价上涨的幅度，及其对CPI 造成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观察，货币政策不必急于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