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搜集了多方观点，为您全方位研判下半年经济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任何大规模刺激都会带来后遗症，所以超常规政策一定要退出。但这个退出是不是意味着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全面退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1）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常态化，产出缺口在0附近；2）经济增长动能是否常态化，是否在中短期具有稳定性？

 

从目前的就业水平和核心CPI水平来看，我们产出水平没有完全回到趋势性轨道之中，产出缺口依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从复苏的三大核心支柱来看，我们不仅面临不稳定、不均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存在导致系统性变异的两大“灰犀牛”冲击。

 

第一个“灰犀牛”冲击是中国外部环境在今年年底明年初面临的系统性巨大变异。

 

一是美国各种政策出台和宏观数据的变异直接导致美联储在今年9月左右调整超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世界流动性和金融环境的大变异。二是疫情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世界经济的恢复速度比预期要快，下一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恢复也会比我们预期的要快，这对于世界需求和供应的错配会有快速的缓解。三是美国以民主供应链联盟为主体的遏制战略比我们想象中推进得更快，下一步对我国经济的挤压可能会更大。四是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中美围绕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将要收尾，第二阶段的相关谈判将要开始。最初很多人比较乐观，但现在对于降低关税的问题，如果我国没有相应的筹码进行交换，使美国政治有一些缓和的台阶，那么我们可能还面临着一些恶仗；五是后疫情之后各国必定快速启动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再布局，直接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出现重大变化。

 

第二个“灰犀牛”是经济分化中的地区金融风险恶化。局部区域金融风险问题我们已经关注了很多年。2014年，我们就对区域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问题和隐性债务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破局，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会进一步地成为我们的第二个“灰犀牛”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分化比较严重，这种分化与目前的债务区域分布将产生强烈的叠加效应，这就导致我们过去的以土地为杠杆、以地方金融体系软约束为通道、以城市扩张和项目投入为载体，同时地方政府—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金融机构—地方国企参与的债务循环将累计到达一个新的节点。地方债务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就是因为这个循环体系一直存在，体系的内生动能一直存在。怎么来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是个绝佳的时点，我们一定要在近两年推动地方国企、地方金融和地方政府财税体系的改革。这个布局也许可以真正摘除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定时炸弹，把我们一直谈论的“灰犀牛”问题常态化。这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要关注的。

 

这两大灰犀牛一是会逆转外需持续扩张的局面，二是将使很多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的冲击下无法成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因此下半年和明年初的经济复苏形势并非乐观者所预期的那样一马平川。

 

因此我认为，在2021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特别是三季度，财政政策的支出节奏要加快，货币政策相应的社融速度和信贷速度当然也要有所放松，而不能够简单地退出。原因很简单，我们经济的复苏不仅仅是不均衡、不扎实，而且面临着两大“灰犀牛”的冲击：一是外部环境变异；二是内部经济分化叠加地方金融问题。当然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和美国进行竞争，快速布局新发展格局。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最近的政策宜松不宜紧。

 

 

市场对于经济的预期趋于一致，但政策预期的分化导致了对下半年利率方向判断的分歧。我们认为，经济增速下行→政策放松→利率下行的简单逻辑在今年并不适用。在财政子弹相对充足，货币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广义财政可能会在未来承担更多稳增长的职能。下半年需要重点关注货币中性的背景下，财政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响应速度，警惕四季度利率上行的可能性。

 

财政政策：上半年更强调防风险；下半年子弹充足，财政支出意愿或将提升。财政空间方面，5月财政存款余额大幅超过季节性水平近6000亿元；地方债发行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下半年财政空间将处于非常充足的状态。尽管上半年财政处于防风险去杠杆的思路当中，发债和支出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但若下半年经济动能拐点出现，财政政策的发力速度可能会显著加快，下半年需关注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响应速度。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但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有限。现阶段央行稳货币、稳流动性预期的态度非常明确，近几个交易日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但是对于下半年而言，即便经济动能面临走弱风险，货币政策大概率也是难以明显放松的：1、货币政策自2018年开始就进入了宽松周期，珍惜政策空间意味着央行子弹有限。2、“跨周期”的思路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的波动显著下降。3、央行对通胀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边际的变化。4、当前超储率或已降至较低水平，资金面在关键时点的波动可能有所增加。

 

经济下→利率下，还是经济下→利率上？比较简单的逻辑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政策边际放松→利率下行。这种逻辑往往出现在货币政策为应对冲击率先宽松，财政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尚未显现且经济预期下行的预期犹在之时。但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货币政策经历了四年的宽松周期后，空间已经略显不足，反而是财政政策目前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在财政子弹相对充足，货币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广义财政可能会在未来承担更多稳增长的职能，债务周期也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再度进入扩张周期。所以，若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动力趋弱，我们更倾向于另外一种情形：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显现→去杠杆目标弱化→地方债发行加速、财政支出发力→宽信用→利率上行。

 

债市策略：市场对于下半年宏观经济的预期相对一致，但政策预期的分化导致了对利率方向判断的分歧。经济增速下行→政策放松→利率下行的简单逻辑在今年可能并不适用，因为货币宽松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而财政却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下半年政策组合主要依靠财政发力来稳增长和宽信用的可能性更大，需关注货币中性的背景下财政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响应速度，警惕四季度利率上行的可能性。

 

 

从2020年到2023年，全球流动性处于大拐点上。这个拐点的斜率不陡峭，政策转弯比较平缓，流动性分别经历三个过程：终结宽松、正常化、温和紧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还有一两年的流动性宽松的好日子。这里，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变量：一是市场预期，二是通货膨胀。

 

在新兴国家中，中国或许是特殊的。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应对外汇波动，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非常高。这是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与房地产泡沫直接相关。

 

所以，为了防止泡沫风险，中国也会提前紧缩。今年上半年，中国逐渐降低了流动性，要求大型企业提前去杠杆，商业银行提高了住房贷款利率。5月存量社融增速11.0%，较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决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这样做的目的是回收更多的外币流动性，抑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下半年，流动性延续偏紧状态，“稳货币，紧信用”。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过程会比较煎熬，央行会频繁地实施公开市场操作，相机选择地回购或逆回购。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提前降低杠杆，尽量保持流动性充足，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走低。

 

另外一个变量是通货膨胀。对中国来说，大宗商品上涨是否会引发输入性通胀？主要看上游原料价格上涨是否传递到下游。其中的关键是家庭可支配收入能否支撑消费品价格上涨。美国家庭消费能力强，大宗商品上涨迅速传递到下游，引发全面通胀。中国传递并不顺畅，上游涨价，下游涨不起来，结果中间的制造企业被两头挤压。一些宏观经济学家预测，大宗商品价格逼近拐点。

 

藏富于民且民众自由支配财富，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文明的根本动力。但是，中国家庭被动地将大部分资产配置在房产上。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非常大，但是资金的大头也流入了房地产，用于购买学位房。从学位房到重点大学，教育变成了智力选拔竞赛，智力出众的人通过上层社会通道进入大型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的技术创新效率不足。这么一圈下来，可以看出家庭部门巨额的教育投入带来的技术创新是有限的。

 

后疫情时代，应对疫情危机、保持经济增长、化解债务困境、提升家庭收入，依赖于技术与知识创新，而技术与知识创新依赖于公共制度创新。上半年舆论市场上出现躺平主义，这传递了一种信号。大疫之下，重振经济，关键在此。

 

 

总体来看，6月PMI小幅下行，经济走弱，但这更多是疫情等短期因素扰动，不必过度反应，更应该担忧的是下半年经济下行

 

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出口，由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加速，生产逐步恢复，“替代效应”减弱，再加上大宗商品涨价潮推升企业生产成本，挤压中下游企业盈利空间，出口竞争优势逐渐降低，而且去年高基数效应明显，出口虽会保持一定增长，但增速边际放缓。

 

二是地产，上半年超预期，主要是受火爆的销售支撑，地产投资有韧性，下半年房企融资受限，新开工放缓，居民房贷收紧，投资有回落风险。

 

三是基建，上半年本来表现就不及预期，下半年对于地方政府，防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基建投资没有太大的增量空间，先行指标挖掘机销量持续回落，基建投资放缓，仍有下行空间。

 

四是消费，上半年虽有所修复，但仍相对疲软，并未恢复到2019年正常水平，且增速趋于放缓，主要是居民收入增速还未回到疫情前水平，经历疫情冲击后，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意愿不强，下半年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来源：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