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的正式定调，标志着坊间热议已久的“放开三胎”，如今将要真正付诸于实践。而个中深意，更是耐人寻味。

 

 

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

 

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个千分点，创下了历史最低值；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的连续第三年减少。

 

另一方面，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逐日加深。“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两项指标较2010年分别提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如果参照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我国整体上已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态势将会继续加剧。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加剧，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减少。

 

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我国适龄劳动力数量近些年已呈现出缩减之势。“人口红利”的衰减，恐将掣肘经济生产活动。

 

其二，财政压力增加。

 

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会让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越来越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年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也趋于成熟稳定，故而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往往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事实上，日本和韩国都是少子老龄化的典型代表，其经济社会低迷之势更是有目共睹。为了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增加新生人口数量。

 

这便是高层定调要“放开三胎”的深层次原因。

 

 

以经济压力为例。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如果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里，动辄上百万的开支的确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疗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

 

这便意味着，倘若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仅靠放开三胎恐怕是不足以让人们放下思想包袱去生娃的。诚如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所说：

 

“现在相当大的问题不是缺三胎四胎，而是在晚婚不婚的背景下，一胎都有好多人不想生，怎么去谈三胎四胎。”

 

不过，值得注意的，此次中央会议里特别提到要“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是颇具内涵的一句话，反映出高层已经注意到了制约国人生育意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并正在着手加以解决，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让人们有了更多期待。毕竟，只有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能够跟得上，年轻人的种种顾虑才能够逐渐消除，进而让放开三胎的政策实施效果变得更好。

 

正所谓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事实上，低生育率困境并不是我国所独有，除了前文提到的日本、韩国之外，欧美地区很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类似的境遇。而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我们认为，在三胎政策效果日趋显现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的加持下，以下四个板块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母婴。

 

对于那些想要生二胎或三胎的家庭来说，从母亲怀孕到生产，再到新生儿的成长，各个阶段都将会刺激相应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从而利好母婴行业的增长，具体涉及孕期卫生用品、孕期医疗护理服务、孕期胎教服务、婴儿服装食品、婴儿护理产品及服务、婴儿休闲娱乐服务、婴儿摄影服务等等。

 

第二，幼教。

 

目前我国幼教资源供给依然不足，不过新生儿的增多叠加家长重视程度的提高，为幼教行业的壮大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我国民办幼儿园市场空间巨大，同时行业集中度不高，拥有知名品牌影响力的幼儿园占比较低，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加盟、直营或收购的方式参与进来；另一方面，线上教育平台还可以针对相应的用户群体量身定制幼教课程，以此来满足用户需求。

 

第三，医疗。

 

身为父母，最揪心的事情莫过于孩子生病，婴幼儿尤其如此，这也将利好在线问诊平台、儿童用药、儿童医疗器械的发展。与此同时，考虑到孕妇年龄的变化，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女性当中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为高龄孕妇，针对这部分人的现实诉求，助孕、保孕设备等领域有望实现进一步发展。

 

第四，娱乐。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三胎政策的红利有望持续惠及幼儿娱乐行业，包括益智玩具产品、动漫影视作品等等。此外，各种卡通类IP的盛行也带动了相关周边产品的销量，而IP周边与玩具、教育的结合，或将成为未来行业布局的重点方向。

 

伴随着以上行业的利好与成熟，各个细分领域也将有望涌现出一大批颇具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理想的投资机会就在其中。各位不妨多做关注，深入挖掘，或许可以收获不错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