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动因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发展迅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极大改变着全球消费和生产布局，这是国际循环变革调整的重要原因。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规模颠覆性改造，技术和市场日益取代要素成本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决定因素，过去国际循环的产业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加快调整供应链布局，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对国际循环变革发生催化作用。在这三大动因作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将发生深刻的趋势性变化。

 

动力方面，我国成为推动国际循环畅通提质增效的主要力量。从需求看，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世界经济长期疲弱带来的市场需求萎靡不振，是国际循环最大的堵点。我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人均国民收入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向全球分享开放发展机遇，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从供给看，一些发达经济体鼓动制造业回流，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人为“筑墙”“脱钩”，从供给源头上给国际循环带来障碍。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融入国际循环的更多机遇。

 

模式方面，三角循环格局仍将维持但愈加乏力，东亚、北美、欧洲三个区域循环体系渐趋成型。一方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数字技术方兴未艾，智能制造、3D打印等全新生产方式涌现，跨境电商、远程服务、共享平台等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普遍意识到，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过远，大规模长距离的资源和货物供应容易受到各种因素扰乱甚至阻断。同时，在中美欧等主要消费市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伴随这些趋势，跨国公司有必要也有条件加快供应链布局调整，缩短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尽可能贴近市场实现快速回应。由此，以我国为主要消费市场的东亚、以美国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北美和以西欧发达国家为主要消费市场的欧洲，各自内部或形成生产、贸易、消费相对完整的循环体系。

 

规则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要求在劳工、国企、环保、知识产权等边境后规制领域向发达经济体标准看齐，并力推这套规则纳入WTO多边贸易体制。这套规则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发展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少数发达经济体企图打造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在经贸规则方面给整个世界“带节奏”。我国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探索形成发展导向的互联互通规则。这套规则以发展为导向，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软联通”，不强求边境后规制统一，更能灵活适应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利益诉求，必将对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产生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