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9个国家碳达峰，欧盟1979年碳达峰，美国2005年达峰，各自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所有这些国家的碳达峰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已达峰国家基本都是由于他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达到峰值后的结果。相较于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50-70年过渡期，我国碳中和目标隐含的过渡时长仅为30年。而我国的城镇化还在进行中，工业化也还未完成，能源消费结构又是以煤为主，我国需要在推进发展的同时实现快速减排，时间紧，任务重，面临的挑战也很严峻。

 

 

按照一般规律，在城市化率达到75%以上后，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会大大降低乃至停止甚至倒流，这时候城市的住房、基建和高耗能产品需求才会降低。而我国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4.38%。按照“十四五”规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平均每年城镇化率上升0.7-0.8个百分点左右。从经验数据看，城市化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交通和建筑等部门新增能源需求约800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将相应增加约2亿吨。而2030年我国常驻人口城镇化水平也就近70%，离国际普遍的城镇化峰值75%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仅仅就城镇化率带来的达峰压力显然比较大。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阶段，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形向纺锤形变化，大量人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消费增长迅速，食物、衣着、日用品在大幅增长的同时，旅行频次、距离、时间都大幅增长。经济增速和耗能增速虽然比投资占比高的工业化中期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峰值一般出现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不超过3%，经济增长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需的能源消耗增速也大大减弱。

 

 

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一直是“富煤缺油少气”，因此我国化石能源大幅偏重于煤炭，直到2019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仍然高达58%，而石油和天然气仅分别占20%和7%。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占比更加均衡，分别为34%、24%、27%;美国、欧盟的化石能源都更加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而煤炭占比仅分别为14%、13%。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高碳排放特征。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碳排放总量不断攀升，到2018年碳排放总量达到94.97亿吨，其中电力与热力部门碳排放占比最高，达52%。而中国虽然不断降低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并实施煤炭的清洁生产，但是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增加了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