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近期出台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将加剧中美两国疫后供需复苏不同步的差异，极有可能诱发中美贸易失衡加剧。要警惕美国借此施压人民币汇率，甚至升级中美贸易摩擦。我国要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国际化，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一）救助计划侧重点不同加剧中美两国供需复苏不均衡

 

中美两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救助计划侧重点存在显著分歧。我国的救助重点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强调“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重点在于帮助受疫情冲击最直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主要措施包括减税降费、流动性支持、开通直达班次等。因而，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我国产能便快速恢复，但内需复苏却相对缓慢。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就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2021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24.5%，2020-2021年两年年均增长达6.8%，工业生产稳定恢复态势延续。与此同时，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PMI生产指数持续领先于新订单指数，外需增长反而成为支撑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2021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两年平均增速仅为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33.9%，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2%，内需增长乏力的问题依然持续。

 

美国的救助重点是为中低收入群体“兜底”，有利于刺激需求。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先后出台了三轮累计规模达3.38万亿美元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202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又批准了拜登政府提议的总规模达1.9万亿美元的新一轮刺激计划。不同于以往三轮救助计划兼顾小企业与个人救助，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为受疫情影响的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助，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个人或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都将获得1400美元/人的救助金，而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6.87万美元，这意味着，1.9万亿美元救助计划覆盖了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救助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与此同时，该计划中直接用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比例却相当小，仅有约300亿美元用于为餐馆提供补助，对大中小型企业的补助则未被明确提出。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救助计划有利于美国国内需求快速恢复，但受疫情防控不力影响，美国生产活动恢复却较为缓慢。从数据来看，2020年9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98%的水平，工业生产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94%的水平。而且，“兜底”救助计划还降低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2020年，美国劳动参与率较2019年下降1.16个百分点，这将长期内损害美国自身生产能力。

 

（二）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或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国内需求和供给复苏不同步，导致美国2020年货物和商品贸易逆差较2019年扩大了18%，中美贸易规模和中美贸易顺差则在美国极限施压中国的前提下逆势扩大。202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169亿美元，同比增加7.1%；2021年一季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726亿美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78.1%，也比2019年同期高出15.9%。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从结构上而言，比特朗普政府的三轮刺激计划更注重刺激美国国内消费需求，而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则大幅削弱，极有可能加剧美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复苏态势。供给缺口扩大最终将体现在贸易逆差扩大上，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仍旧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中国无疑还会“分担”更多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中美贸易顺差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一）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风险上升

 

“操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惯用伎俩，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时期都不例外，民主党部分议员甚至更偏好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曾多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发起攻击，而针对人民币汇率的《2010年汇率监管改革议案》在国会的通过，其背后就有不少舒默等民主党参议员的身影。从中美历次交锋来看，“汇率操纵国”标签已经成为美国运用自如的政治筹码，2019年8月，美国政府罔顾事实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就是为中美贸易摩擦加码的案例。

 

虽然中美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造成的，但是把中美贸易顺差归咎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便利”。2020年全年，受经济率先复苏、出口向好、外资流入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升值超过7%。虽然，自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水平明显提高，但随着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仍不排除美方以贸易顺差扩大为由施压人民币汇率，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方还可能把贸易问题和金融问题联系起来，在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基础上，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二）美国借机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上升

 

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各方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显著降低，但对华贸易逆差显著扩大很可能刺激美国右翼的神经，进一步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岗位替代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失业率显著提高，美国右翼极有可能借此鼓吹“是中国劳工取代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才导致美国人无法找到工作”，煽动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利益群体将对本国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视上。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巨额医疗支出，极大损害了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加上特朗普任期极力煽动对少数族裔的仇视，美国社会分化加剧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拜登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阶层严重割裂的美国。为了迎合美国民众，保证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继续巩固席位，不排除拜登政府升级中美贸易摩擦以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

 

 

（一）提前做好美方炒作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风险防范

 

一是密切关注美国国内相关舆论动向，制定相应预案。明确与美国博弈的底线，坚持内部均衡优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抱有“民主党执政会对中国更友好”的幻想，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打压措施作出合理预判并制定相应反制措施。二是加强与IMF等国际组织合作。2019年中国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时，IMF曾申明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国际舆论对于美国撤销对中国“汇率操纵国”指控有一定帮助。有鉴于此，我国应占据舆论高地，在面临美国施压时尽可能争取到国际组织的支持。三是尽量将中美摩擦控制在贸易领域，避免其过多向金融领域延伸。四是加强与欧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争取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持理解，形成更广泛的利益联盟，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圈”。

 

（二）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国际化

 

一是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逐步取消“逆周期因子”的使用，或者明确其定义及内涵，以免授人以柄，让美国政府在中国汇率政策透明度问题上做文章。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削弱美国将美元作为武器的威慑力。以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范围为突破口，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欧投资协定等，推广CIPS系统，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份额，为中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供有力武器。

 

（三）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一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通过扩大就业、税收结构调整、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多方措施，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探索实施向低收入群体、受危机影响群体直接发放现金补助的救助方式，刺激居民需求。二是增加消费供给。大力发展养老、家政、托育、教培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家庭服务业。培育发展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规范发展消费金融。三是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两新一重”等重大工程建设，扩大社会民生、生态环保、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领域投资。四是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理顺政府投资融资渠道，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适当压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充分发挥直接融资支持高技术产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重要作用，激发股权投资、尤其是创业投资的市场活力，鼓励长期、耐心资本投向更早阶段的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