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

 

　　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例如,同样是经济学、政治学,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与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就有根本区别,决定这种区别的,不是学科和话语,而是思想观点;同样是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有截然不同的味道,决定这种差异的,也主要不是学科和话语,而是思想观念。

 

　　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往往就是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成熟、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区分学科最重要的标志。例如,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分析方法为核心,从而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国社科界、全院同志共同努力。这里,不妨分析几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示。

 

　　案例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和发展。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书中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时说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封河间献王。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之乱,内宫储位争夺激烈,刘德深感儒道衰微,便在封地河间王国内大量收集古文先秦旧书,修兴礼乐,以期通过收集并研究儒家典籍振兴儒学。班固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刘德潜心收集古文先秦旧书,并招募四方饱学之士夜以继日梳理、校勘收集来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赞扬刘德专注于辨明古代典籍的真假、对错、是非的那种求实精神。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此作注时,将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实”指实际存在的文献。“务得事实”,就是做学问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而这个事实根据就是先秦旧书之记载。“真,正也。留其正本。”“求真”就是在大量的文献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而,“实事求是”原本是指研究历史文献、典籍、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务求真谛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明清以后,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逐渐演变成了考据之学,尤其是清代,这一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呈一时之盛。梁启超曾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经学家刘师培把清代这种考据学之治学方法总结为:“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概括地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考据学意义上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而不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所谓“实事”,主要指文献,而且是古代的文本,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客观事物;所谓“是”主要指“是非”意义上的“是”,即从古代文本中求得其“是”,并且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也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规律。因而,古代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埋头书本、脱离现实的学风,只对古不对今,只面向文本而不观照现实。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术语进行了一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阐发,不仅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升华,而且使其思想价值和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下面这段话,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从此以后,实事求是便有了特定的内涵,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的中国化表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

 

　　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其明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基本要义是: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出主意、作决策,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原则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和想象出发,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基本事实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乃至忽视理论。而我们重视理论,也正是因为它能指导实践,而不是把理论当作教条。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用“有的放矢”这一古代成语,用箭和靶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互联系,并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第三,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理性认识,进而指导实践,但认识正确与否,又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面前,正确的理论被证实,错误的理论被修正,同时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原有的理论。第四,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辟新境界。客观实际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实践永无止境,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找出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对实践经验作出新的概括,以推动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第五,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共产党人就要求真务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察实情、出实招,崇尚实干,反对空谈。

 

　　必须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正因如此,恩格斯反复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或系统阐述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案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应该和能够搞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明确加以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地吸收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深刻剖析,科学地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奴役性质、虚幻性质,破天荒地第一次揭示了资本的“秘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怎样?他们只是提出了一般性的设想和原则。列宁由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短暂,关于这方面也没有系统成熟的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主张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可能搞商品经济,更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阵营长时间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将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国家计划下的产品经济,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进而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采取的方法。

 

　　不仅如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同样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可兼容的,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哈耶克等人,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种观念的维护者,在他们看来,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形成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和充分的激励机制。也正是从这种根深蒂固的教条出发,当代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质疑乃至攻击中国搞的要么不是社会主义,要么不是完全市场经济。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认为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历史性贡献。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每一步深化,都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都是对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藩篱的冲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党和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国情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深度融合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案例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倡导性地提出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并迅速取得广泛共识。联合国2017年2月10日将其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3月17日又将其载入安理会决议,2017年3月23日再将其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古代的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思想。此后的先贤陆续将这一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用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礼记·礼运篇》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主张“以和为贵”;《尚书》提出“协和万邦”;《易传》倡导“万国咸宁”。当然,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上述思想,但这些体现人民对美好社会向往的思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得以传承下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由自然决定”的共同体,如氏族、部落、家庭、民族、国家等,在这些共同体中,共同特点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分工和交往都局限于共同体内部。第二阶段,“由社会决定”的共同体,如资本、企业、银行、公司等,在这些共同体中,共同特点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分工和交往突破了自然共同体的界限,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特别是转化为资本的商品,作为天生的国际派,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第三阶段,以自由自觉个性为前提的自觉的共同体,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应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但又有新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类共同体不同历史形态特别是第二大形态和第三大形态时,都未曾预料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条件不同的缘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极力推行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重要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客观规律,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符合各方利益、并且是在无法解决这些挑战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方案,体现了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新全球观。

 

　　由此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上述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启迪。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重要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再次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三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而要科学地提出问题,就要把握它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个假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而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最好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真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而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揭示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和学术创新。四要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言必称希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从我国当代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术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