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适时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具有自主性和长期性，将带来经济社会各领域新变化，也将对世界经济环境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外经济社会表现出新特征，首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成为工作重点，此外，全球失衡下的结构性矛盾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

 

具体来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各级政府在加强市场建设的同时也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但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选择。同时，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也限制了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制约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工作重点也逐渐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这需要发挥好政府在全局谋划中的统筹能力，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更为迫切。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失衡加剧，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激化，带来了经济体之间的权责失衡和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经济衰退阶段。与此同时，全球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逆全球化声音增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世界难题，时刻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安全，也对全球治理新模式需求增加。而且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各领域联系更为紧密，局部风险经过传递后正逐渐上升为全球性风险，风险传染性不断增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重创，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需要提升协调解决各方面矛盾、消除发展阻力、激发增长动力的能力，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需要不断优化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变化表现为长期性、动态性、系统性和复杂性，需要政府发挥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使高效能国家治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石。

 

在新发展格局中，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首先，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各领域改革创新，打破制度性市场分割，打通行业间和区域间的堵点，以高效能国家治理为经济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此外，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依法行政，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各级政府服务经济发展的效能，推动政府从全能型、管制型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都需要政府积极有为引导经济发展，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就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掌舵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行稳致远。

 

在新发展格局中，畅通国际大循环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更需要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我国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试点到推广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高效能国家治理带来高质量制度供给。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旨在掌握中长期发展主动权，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进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动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这也离不开高效能的内政外交能力，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出中国声音，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同时深刻理解中国实践的专业化国家治理团队。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基础，尤其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更需要国家治理能力的高效发挥，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高效能国家治理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