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7.5%，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贫困，贫困不只是贫的问题，还有困的问题，在经济学上表现为普勒斯顿曲线，即经济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强相关关系。人均预期寿命是很重要的指标，它不仅体现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体现为疾病防治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从而使得预期寿命的延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9年，中国人口为14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在全球实现了告别绝对贫困的国家，具有划时代世界意义的成就，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消灭贫困的任务。目前，中国贫困标准是以2011年不变价人均年收入2300人民币确定的，按现价来说到2020年约在4000人民币左右，按现今汇率大概是600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2010年定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人天的标准。中国已经告别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减贫人口占到世界同指标的80%以上，是我们这代人最值得欣慰自豪的一件大事。

 

从未来看，目前中国大概有4亿人口进入中高收入阶层，到2035年如果中国GDP再翻一番，中国人均收入再翻一番，中高收入人群将有8亿到9亿人口，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中等以上收入的高收入社会。而“十四五”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何为改革？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何谓开放？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在过去四十年，中国以更大规模再现了亚洲增长模式，在加速产业升级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从成果来看，高速增长的结果表现在价值形态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表现在实物形态上，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中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微乎其微，但目前已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三大节点之一，而且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超越美国和德国这两个节点，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由此深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产能面向全世界，加入全球的分工，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各有特点的三个板块：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以低成本劳动力形成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在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分享了全球红利，也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因其低成本制造，不仅满足了世界需求，而且有力拉低了世界物价水平，这是全球在本世纪以后很少出现通胀的重要原因。

 

二是资源能源出口国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形成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强劲需求，引领并带动了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不仅使这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量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在能源和资源物理层面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

 

三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一竞争优势也展现于中国，例如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用金融和创新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也为全球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创新支持美国消费经济的扩张，客观上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创造了市场机会。当然，这种金融创新在使美国出现了所谓寅吃卯粮和透支未来的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金融的片面发展使美国经济“空心化”，出现了所谓“锈带”问题，产生了美国社会与华尔街“一对九十九”的对立，种下了美国社会今日撕裂的种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板块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新模式的同时，又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全球经济是循环的。尽管在物质形态中，发展中经济体对欧美顺差，但是顺差最后都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了货币与商品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以中美之间最为突出，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一大目的地，但中国对美出口的顺差几乎全部返回到美国，变成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资金来源，这表明经济的全球循环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世界经济在相互依赖中发展，中美两国也不例外。

 

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产生的全球经济循环也带来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全球经济不平衡。自关税贸易总协定在1995年变成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WTO以后，全球贸易顺差分布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发展中国家顺差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逆差占GDP比重均持续升高。全球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背后透视出来的是全球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提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持续减弱。于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实际上是全球的投资、储蓄及消费间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投资过少，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过多、消费过少。

 

全球经济在不平衡中是难以维持的，构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全球经济再平衡就变成了一个必然选择，成为20国集团成立的背景。20国集团自一建立，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的任务。其中，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超过本国GDP的4%，成为不成文的全球再平衡共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中国在2007年的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为9.9%，但到2019年顺差占GDP比重只有不到1%，2020年是特殊情况，顺差占GDP比重又有了上升，但总体来看顺差占GDP比重在下降之中。

 

由上，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并逐步升级，有愈演愈烈之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经济上看，涉及对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同。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二次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与战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不同，它是以规则治理为基础、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治理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不仅避免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市场的世界大战，而且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持续移动，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今日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

 

但是，这一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基础优势，也存在系统性缺陷。一是单向性。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圭臬，并不容挑战。一切偏离这一经济现代化的努力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是“另类现代化”，至少丧失道义的正当性。二是不包容性。与上述单向性相联系，其治理规划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具包容性。任何不如意的“离经叛道”行为都需要通过制裁来规劝，甚至通过诸如断绝经济来往的威胁来强力纠正。这一治理体系缺陷在战后南北差距较大的时期就已存在，但尚可忍受。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南北差距在GDP意义上已经消失，使这一治理体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于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四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当其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担当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上适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于2017年联合国第71届联大接纳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包容。显然，这有别于单向且不包容的传统理念，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背景。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无论基于双边还是传统多变的单向性的国际治理理念出发，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崛起会使世界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吗？所谓萨缪尔森陷阱是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他首先是针对中国，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候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候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却只会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本来可能已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个国家，该认识颠覆了传统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经济体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可各自获利。但是，现在中国是在高中低的各个层次产业都展现了国际竞争力，不仅具有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且具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产业链。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不仅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挑战，冲击着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出现了不公性。

 

所谓自由贸易是二次战后形成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冷战结束后，随着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一致性的体制安排，贸易和投资也有了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于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转变为WTO，投资自由化，但其与贸易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仍与关境相关。所谓公平贸易不仅涉及关境间，而且涉及关境后,其诉求是关境背后的条件对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该诉求的体现。公平贸易不仅是对原来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改变，而且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产生这个挑战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困惑和认知困难。

 

如前所述，现有的世界经济的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资本，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然而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一方面中国仍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及资本，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劳动，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矿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资本，又表现为一个发达国家。于是“中国究竟还发展中国家吗？”，成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加入经济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改变着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针对传统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缺陷，中国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一带一路”的新治理理念，这不仅与传统治理理念有冲突，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为何物”的困惑上，这无疑是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需要承担“世界历史民族”责任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拷问。而中国正以努力创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回答着逐一问题。

 

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的提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既是世界规模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又是一个世界规模产品需求者，成为一个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市场。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经济的正增长，又为全球提供了最大的投资市场，不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创新高，而且证券投资中国方兴未艾。它构成了中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理由。通过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中国市场就会持续扩大，中国经济不仅能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而且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带动外循环，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拥抱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其经济含义实质上是世界市场转移之争。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为世界所共享，将会引领中美战略博弈，并不必然导致唯一的零和结论，相反会出现其他解的情形。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内循环引领双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恰恰是化解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只有双循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双循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这就是双循环战略提出的世界历史意义。

 

未来双循环如何发展？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既打下了可靠基础，也提供了可靠经验。如前所述，改革使中国工业化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并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未完结，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断。虽然，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60.6%，距发达国家平均75-80%的水平尚有距离。按照过去十年的经验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可维持15年以上的较高增长。

 

同时，我们注意到半城市化的问题。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仅有2/3是常住居民，其他1/3是农民工，涉及人口为2.8亿。从收入和消费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收入70%来自城市，其中50%是务工收入，还有20%是城市转移收入，比如种子补贴、化肥补贴等。城市收入超过70%，但是在城市的消费可能只有30%。中间的差额基本用在了宅基地上住房的修建。因此，农民形成了有宅基地的住房财产，但没有就业机会，还要出来打工，形成了有财产，但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辅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改革使农民工不仅有务工收入，而且有财产性收入，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素配置中最核心的问题，成为“十四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签署RCEP，并积极推动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也提出对加入CPTPP持开放态度；在欧洲地区，中欧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这些都成为中国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新起点。其中，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又成为重点。于是，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一样，需要通过新的开放培养服务产业竞争力，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新的试验田尤其值得关注。在2020年6月1日颁布的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将海南打造成“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使海南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前沿地带”。海南自贸港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行新的开放，以新的姿态拥抱全球化。

 

本文摘选于1月15日，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在人大重阳主办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直播活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