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上看，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和规则边界，要素和产业组织的高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围绕数字经济税收等方面新的规则制定成为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全球化出现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与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区诉求冲突更趋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挟的狭隘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国际共同价值观，逆全球化倾向进一步上升。产业链布局边界更趋明显，疫情带来的停工停厂、港口关闭和飞机停航等措施，导致部分零配件供应中断，商品物资跨境运输的成本和中断风险显著上升，供应链布局趋于多元化，经济安全成为各国考虑的重要变量，商品、贸易、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可能面临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产业链布局区域化特征更加凸显。部分多边合作陷入停滞甚至瓦解状态，区域性、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安排更加重要，国家之间边界更趋突出。

 

从国内看，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边界加速形成。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强调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也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在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疫情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

 

作者：陈昌盛　许　伟　兰宗敏　江　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