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疫情发生后经济复苏回升的一年。

 

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序幕拉开，全球经济能否重回“正轨”？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枝独秀”？又该如何理解“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的涵义？资本市场今年会如何演绎？

 

带着一系列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与国泰君安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进行了一场对话，试图找寻答案。

 

 

《国际金融报》：您如何预测今年中国GDP、CPI、PPI等核心经济指标的表现？

 

花长春：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9%左右，CPI和PPI也会有所回升，中枢分别在1.7%、2%左右。就经济增长而言，基数效应会使得GDP增速前高后低，但实际生产动能(环比)已处于顶部区域。随着疫苗的有序推进，经济增长动能将进一步向服务业传导，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与此同时，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我国经济的科技含量将愈发凸显，在“卡脖子”领域有望取得突破，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奠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国际金融报》：中国经济增长又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呢？

 

花长春：市场对于今年中国GDP的增速整体持有乐观态度。这主要基于2020年抗击疫情过程中，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众志成城下，凸显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坚定基础，并给了市场巨大的信心。

 

当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疫后经济的恢复期，中国经济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首先，中小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较大，保市场主体的任务依然艰巨，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市场预期，巩固经济复苏成果。其次，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前期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下所积累的债务问题、房地产市场泡沫等风险依旧需要防范，同时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再次，当前国际局势出现了新变化和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要践行“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发挥内需的支撑作用，同时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坚决拥护开放，并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国际金融报》：疫苗大规模接种序幕已然拉开，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后期的修复问题？

 

花长春：自2020年年中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先后出现三支“箭”：第一支“箭”，全球居民部门因服务业消费(如国际旅游)等暂停而使得储蓄存款大幅上升，从而带来了买房、买车、买各类商品的动能。第二支“箭”是在2020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全球库存周期启动。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出现第三支“箭”——全球朱格拉周期再启动，电子、计算机和通信(ICT)等新兴行业新一轮扩张周期，叠加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将使得全球设备投资回升。

 

当然，在全球经济后期修复过程中，需关注全球再通胀进程。居民部门累积的大量存款可能形成“堰塞湖效应”。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会改变2008年以来全球低增长、低通胀的局面，但的确可能在短期形成较大冲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流动性投放发生逆转。美欧QE的退出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另外，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财富分配不平等或进一步加重。疫后的经济复苏更多呈现出K型复苏态势，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分如金融等行业，从复苏中获得更多利益，而其他部分如服务业从业者等，则被抛在后面，这将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问题。这很可能将在中长期困扰大部分经济体，尤其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

 

毫不夸张地说，财富不均问题将改变这些社会的政治生态，也会波及全球治理和社会稳定。2021年1月，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已出现了两只“黑天鹅”——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事件以及美国散户投资者在GameStop上逼空对冲基金，而这可能是这一问题的冰山一角。在美、欧，我们认为可能面临“罗斯福时刻”，再分配周期急需开启。

 

 

《国际金融报》：疫情之下，多数国家加大放水力度。对于中国来说，最紧要是做哪些举措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资本市场在今年又会如何演绎？

 

花长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坚持财政纪律，货币政策保持在正常区间，因此我国当前的政策环境良好，空间较大。虽然2020年疫情导致我国宏观杠杆率的阶段性快速提升，但我们认为在2021年随着经济恢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将逐步回落。因此，当前我们最紧要的就是要保持经济复苏的良好态势，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坚持“双循环”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

 

“稳宏观杠杆率”是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各方的共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稳”。有研究发现信贷占GDP比重在5年时间内上升30个百分点的43个经济体当中，有38个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此外，杠杆率的过快下降也会带来风险。因此，杠杆率要强调“稳”。

 

在稳定杠杆率的基础上，需要政策的“不急转弯”。我们此前也提及，我国中小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较大，仍然需要政策的扶植。

 

另外，资本市场的红火在今年大概率会有一定的减速。金融与实体脱节的问题在2020年的表现较为严重，2021年随着经济的复苏，这一问题有望缓解，但是资产价格的估值仍然偏高。长期慢牛更有利于发挥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

 

 

《国际金融报》：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是否有必要担忧外贸出口问题？

 

花长春：我们认为消费会成为核心驱动力。一方面是双循环格局下内需的释放，另一方面在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后餐饮、旅游等服务消费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更大。

 

在促进消费方面，我国在2020年推出的系列免税政策展现出了良好的效果，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21年在继续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与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在这方面要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建立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加大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与投入，降低人民群众的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同时，要适度、逐步推进税收调节等再分配政策，防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关于出口，我们认为未来还将有一定的韧性，衰退的风险较低。2020年我国外贸企业除了因自身产能的稳定性抢占了别国的市场份额外，更主要的是借助这样一个契机，实现了自身产品供给打入到此前未进入的产业链体系中，实现了技术和标准的突破，展现了我国制造业能力的升级。在发达经济体疫情及疫苗接种均不及预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将逐步巩固，从而长期占据全球产业链中的有利地位。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出口的衰退风险较小，这背后体现出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和标准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