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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全球化智库CCG / 2021-01-28 17:23:07
2021年1月13日,全球化智库(CCG)邀请世界银行公平增长、金融与制度代理副行长兼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Ayhan Kose)博士,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马丁•芮泽(Martin Raiser)博士在线解读《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CCG主任王辉耀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世界银行集团前景预测局高级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柯比(Patrick Alexander Kirby)、叶卡捷琳娜•瓦沙克马泽(Ekaterine T. Vashakmadze)参与研讨。本次会议是今年世界银行在其华盛顿总部发布外首次在中国解读报告内容。100余万国内外观众通过多个平台观看了此次会议
 
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马丁•芮泽(Martin Raiser)博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 中国的经济表现和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与世界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之间有什么重要联系?
◆ 中国如何发挥经济增长加速的潜力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何不同?当我们观察这些数据时,就会发现中国的表现与其它新兴市场的表现截然不同,事实上,中国与任何世界其它地方正在经历的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状况更接近于一种复苏的状态。投资方面也存在差异,高斯博士已经指出投资急剧下降的情况,而这给增长也带来了潜在的影响。中国的投资率本身就非常高,2020年全年显得格外突出,上半年的急剧下降再到之后的快速恢复。
 
其中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中国的贸易表现得非常稳健、有韧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有能力比世界其它国家地区更早地复工复产,重新规划设计其出口协议,以提供世界各国所需要的商品,比如医疗设备和消费类电子产品。总的来说,2020年在全球表现黯淡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表现非常出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与众不同的。
 
疫情之前,全球的生产力就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恢复得更快。大约两年前,中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让中国得到了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下正在失去动力,同样的模式不可能再产生类似的增长率了。所以,中国正在加大对中期增长的关注和改革的必要性,以重新促进生产力的增长,并把它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那么,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与世界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之间有什么重要联系?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它对全球生产力和政策都会产生影响。第一,中国经济复苏的模式。2020年间,哪怕中国的经济复苏远快于世界任何其它国家,它也一直处在平衡状态,这种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在2018至2019年间几乎快要消失了,而这显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大压力,世界其它地区并没有实质性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这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快速增长满足了中国的需求,而是因为中国过强的竞争力。
 
造成这种不平衡还由于消费的恢复速度低于投资。一个经济体有很多投资,供应能力也很强,但在全球需求不复增加的背景下,却不能产生国内需求来吸收这些供应,那它将面临重大问题。中国会担心自身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高水平的表现,在“十四五”规划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围绕加强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件好事,它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就中国设法成为世界引擎而言,它可能会给世界其它地区带来若干问题,而就国内消费而言,这是中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
 
第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积累密切相关,而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与中国各银行的外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这也是我们在许多新兴市场看到的债务快速增长的另一面,在全球投资需求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国培养向内需增长模式转变的能力对于减少全球储蓄威胁非常重要。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实现这种再平衡的意义尤其重要。就中国内债问题而言, 2020年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到由债务进一步积累驱动的模式,这在当时几乎不可避免,但也有可能继续。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经非常之高,除非中国找到一种不依赖债务的增长方式,否则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会继续快速增加,所以中国在不断强调“去风险化”战役的重要性。
 
而在这样一个监管机构对潜在不履约资产积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这场战役的难度很大。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去风险”的同时,防止企业的债务水平升高,这将是一个关键的挑战。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出类拔萃,这对中国和中国的贸易伙伴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中国能够将经济增长的来源进一步向消费和生产力增长倾斜,减少像过去那样依赖投资驱动和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这会涉及到一系列改革,12月份的中国经济动态中已经概述了这些改革。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改革和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种种,都指向中国需要引入结构性的措施,降低国内的储蓄率,这是鼓励消费的方式,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保障体系,减少储蓄的需求。
 
第二种方法是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让人们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济产业转向高生产力经济产业,这将是一个推动器,将产生的财富转移至家庭,增加居民储蓄中用于消费和再生产的部分,通过加强资本分配的质量,促进生产力增长。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型商业形式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展示出其在电子商务和其他类似行业的领先地位,它们为中国经济提供了相当大的推动力,并且在疫情期间为消费提供了一些延续性。这些都是良好的趋势、关注点和可能的方向。有必要的话,我认为资本的配置要更多考虑未来潜在的增长领域会是什么,并根据市场原则,让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资本配置。
 
最后简短强调一下姚洋教授所说的,关于中国迎接经济增长加速的潜力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全球环境下,中国是具有一定政策空间的国家之一,它有可能从有利的全球流动性条件中受益,但是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会去设定一个正确的框架,更有效地配置资本。目前,中国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在那些有可能被淘汰的产业上。中国想完成气候协定减排目标,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新的产业中去,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新的产业中,那对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变暖是有好处的,这是我真正希望的。姚洋教授也提到,这将是即将召开的两会中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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