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是中国创造“两大奇迹”的关键要素。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维护并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战略重要性更加明显。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应以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导向，在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坚持并不断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的基础上，顺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大势，积极引导世界经济议程，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为要旨，推动二十国集团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二十国集团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汇集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着世界经济版图的新变化，旨在促进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加强全球经济和金融议程国际对话。自成立以来，二十国集团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但也应该看到，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仍占据着国际经济格局主导地位，二十国集团的非正式论坛属性，制约了其国际经济合作功能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全球金融监管的缺失，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金融领域的重大短板和弱项，也是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关键变量。为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应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核心议题，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设立全球金融监管机制，使关于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重要议题的建设性和开放性对话向常态化制度化安排转变。其中，中国应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为依托，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促进世界主要经济体战略共识、探索设立全球金融监管执行机构、推动制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提高自身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二十国集团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动力。

 

二是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导向，完善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中国方案。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但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非经济因素影响而遭受冲击，正破坏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机制的基础，加剧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论争。中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应以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为导向，聚焦强化和优化争端解决机制、完善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地位认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定谈判等三大改革领域，在各方改革分歧中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在改革争端解决机制上，可综合考虑限制争议条款解释范围、增加常设上诉机构人员并且延长任期等改革诉求，提出一揽子建设性改革方案。在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上，中国仍应坚决反对把市场经济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身份挂钩，但可综合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与世界贸易占比等因素，加快探索逐步减少享受差别待遇和适度增加承诺相结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政府监管相统筹机制。在促进多边协定谈判上，探索向工作组下沉的方式寻求突破。特别是，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推动电子商务事宜工作组先行先试。此外，还应以灵活多边主义，凝聚世贸组织改革共识，规避某些极端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风险。

 

三是以参与区域投资贸易合作为重点，完善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应对方案。中国需正视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伴随的全球化进程受阻、区域主义复兴这一重大现实，亟需在坚定推进新型全球化、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同时，综合考量新形势下区域投资贸易合作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一方面，全球疫情的发生及其持续蔓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地区间以及同一区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重组步伐。另一方面，这次美国大选后，美国极有可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大概率被重新激活。在此情况下，中国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审批进程，利用CPTPP现有成员国欢迎和支持中国加入的利好态势，在美国加入CPTPP前适时加入其中，就变得极其重要和紧迫。相对于美国先期加入并主导CPTPP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性负面影响，CPTPP在国企、环保、政府采购、零关税等条款造成的短期负面影响，可借鉴加入WTO的经验，通过寻求获得一定的过渡期和设置特殊条款等方式予以消解。特别是，在过渡期内，中国可以通过加快完善《外商投资法》等法律体系，进一步“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由此，中国应有效地抓住美国新政府上台并加入CPTPP产生的有限窗口期，加快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成员国的谈判，化被动为主动。

 

四是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依托，加快实施我国自贸区提升战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要求将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和系统完备的生产体系的优势，切实地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注入新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始终是主线，建设开放新高地、促进外贸创新发展等则是重点。近年来，中国陆续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创新举措。这些率先示范举措，明确发出了中国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信号。但中国要加快实施我国自贸区提升战略，关键在于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落地落实。要在总结自贸区经验的基础上，以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为契机，以推进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为框架：首先，统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导省级自贸区错位发展，以规避同质化竞争，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其次，在面向周边和特定地区自由贸易网络方面，鼓励并激励各省级自贸区顺应区域一体化复兴趋势，实施抱团“走出去”战略，以规避同方位竞争，形成主攻性竞争合力。最后，引导省级自贸区明确自身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定位，尤其是面向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置和角色，以规避同链条竞争，形成全链条竞争动力。

 

此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需夯实并优化国家治理向度的基础。理论与实践表明，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要更好地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必须坚持统筹性的整体思维，使其形成良性互动。究其原因，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全球治理价值和意义，一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基在于其自身的国力，改善国家治理更是推动实现全球深度治理的根本路径。为此，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带来的外部冲击，也要敏锐把握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进程中嵌入国家治理的向度，并不断夯实并优化国家治理向度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进程中，要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化为推进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把目光由外向内，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中国要以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为重点，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均衡发展，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抗风险能力，激发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