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看中的是当地发展前景，为的是双方经济利益。首先，从发展历程看，向海外输出投资和产能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必然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将更加普遍。其次，从区位选择看，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扩大投资是客观规律。国际上存在着分地区、分层次的产业转移“雁阵模式”，中国、印度的发展正是受益于此。在未来，东南亚、非洲等地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最后，从具体项目来看，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获得较大的乘数效应。基础设施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小，可以拉动更多民间投资，具有较好的长期效益和社会整体效益，而且越是在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其带动效应越强。

 

考虑到项目周期长、风险大等问题，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商定BOT（建设-经营-移交）、PPP等具体合作形式，在是否拥有长期股权、占比多少、是否签有长期租赁合同、是否获得长期运营权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是由行业性质决定的，完全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美国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型基建投资项目也普遍采用这一做法，法国、日本在全球的一些核电站建设也持有长期产权。把获得长期股权或经营权当作侵蚀当地主权，显然违背了国际投资规律。

 

中国对“一带一路”受援国的债务占比依然较低。西方屡次作为“债务陷阱”典型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南太平洋岛国，中国对其债务都不高。斯里兰卡外债总额500多亿美元中，中国仅占10%，且其中绝大部分为优惠贷款，利率远低于国际市场；美国和欧洲占29%，日本占12%。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产生的59亿美元贷款仅占巴基斯坦991亿美元外债的不到6%；中国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约13亿美元贷款，占其外债总额的比例仅12%。

 

从风险防范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当地抗风险能力。中国提供的贷款大多是还款期限长、低利率的优惠贷款,旨在为当地实现经济起飞提供动力和促进长期发展，而不是为了追求短期高额回报。“一带一路”项目本身是有效投资和有价值资产，增加债务对应的是增加有效资产，可以获得长期回报的资产。中国投资降低了当地引入外资的困难，避免了因外资突然大量撤离而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盘活了当地未开发的矿产、土地、港口等“僵化”资产，并提高了资产的可抵押、可担保性及融资能力。为有效降低当地债务负担，“一带一路”倡议还致力于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创新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各类资本参与。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改善了当地财政税收状况，大幅提升了当地的融资能力和还贷能力，降低了其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债务陷阱论”的一个源头是心理不适。“债务陷阱论”与“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如出一辙，妖魔化中国成为他们的一种自我防御举动。事实胜于雄辩，西方不应将中国列为潜在威胁。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中国从来没有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国际战争和冲突。中国不会对外输出“革命”，也不会输出“债务陷阱”，只会与全球各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除了主观上的恶意揣测之外，还存在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差异。西方社会很多人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没有明确的制度框架、法律文书，具体项目的投融资过程也缺乏透明度，故而怀疑其中潜藏“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中国很多事情是先有大致框架，然后边干边总结；而西方习惯于事先将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再行动。

 

“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的，不是中国一家独享的，中国提供平台，所有参与者就具体细节进行商议、共同讨论决定。这一做法与中国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相似，有利于因时因地制宜，并充分发挥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有关制度将逐渐成形，与国际标准逐渐接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这有利于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中国正在走一条有别于传统大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为代表的海外投资不断将中国资金、人才等向全球分享，尤其是沿线较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让海外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团队认为，近几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经费与美国相当，中国的援助会让被援助国得到切实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建设可为世界经济带来2.87%的增长，并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2.2%。据统计，仅蒙内铁路一项工程就可为肯尼亚每年贡献约1.5%的经济增速。

 

“一带一路”建设让海外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以前，中国缺乏资源、劳动力富裕，而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的资源富余，中国从海外进口资源等初级产品，向其出口各类工业制成品。如今，中国对外合作立足于当地经济并推动产业升级，当地获得中国技术，可以促进自身要素禀赋的提升，进而推动以产业链发展为基础的投资价值延伸，并最终实现多层次、高附加值的合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了共同抗疫，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勠力同心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将带动供应链进入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包括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力度，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持续改善民生。

 

（张定法：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