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之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努 力方向，就是在前期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到 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牢牢把握 如下发展方向：

 

一是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 到来，把第三产业作为发展经济和改 善民生的主战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 已发生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就是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9年已 达到5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也将于2020年前后达到50%左右。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半 壁江山”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今 后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增加就业惠 民生，都必须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 场。我们要以构建竞争开放的市场 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推 动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

 

二是深入推进工业化，提升制 造业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 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制造 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 时，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的制 约、维护民族产业利益，也对国内 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 一段时期，要以量子计算、人工智 能、大数据、5G通讯为抓手，追赶 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要深入 推进“互联网+”，走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发展的路子，推进我国的工 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化“放 管服”改革，提升小微企业服务网 络，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

 

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补齐 城市化发展的短板。我国城市化的 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户 籍城市化进程更远远落后于人口城 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 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大城市带动 作用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 成为新的发展潮流。要按照错位竞 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引导各城 市找准各自定位，明确主导产业， 改善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城市产业 集群；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跨区互 认，促进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促 进城市群良性互动发展。

 

四是要聚焦“三农”，加快消 除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 “副产品”，也是检验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是否完成的试金石。 要抓住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难得 机遇，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推 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 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 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不 断做实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社 区服务的制度基础；要增加政府投 入，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改造，改善 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 件；要加快农民养老主要由家庭保 障向主要由社会保障转型，消除农 村老年贫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一是畅通企业成长通道，激活 新旧动能更替循环。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经济学依据，是“人口红利”逐 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 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 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 产率上下功夫。需要聚焦市场准入 和市场退出两个环节，进一步疏通 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通道， 为“破坏式创新”、盘活存量资源 创造外部条件。

 

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要进 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切实履行政府 监管义务，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坚持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 严格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要加强法律保护，保障民营资本公平使用基础设施的权利；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康发展，推动不同所有制合作共赢；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国有资本优化重组，推动所有制结构布局梯度优化，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从市场退出的角度看，则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企业资产交易和资本运作；要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灵活性；要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

 

二是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

 

着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加快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步伐。各级城市要转变发展观念，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地区、跨部门流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

 

引导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要引导人才、资金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产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 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对于集体所有的房屋，更可以探索引入长期租赁、分时度假乃至有条件的“产权出售”等方式，吸引部分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生活。当前，全国各地正在集中整治违章建筑，对于手续齐备的“小产权房”，建议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予以承认；对于存在手续欠缺的“小产权房”，建议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避免简单粗暴的“一推了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城市居民的信心，调动其下乡生活、居住的积极性。

 

三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激活生产消费循环。

 

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 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要加强对灵活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 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 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全国尚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其中有很多是老人。要显著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

 

四是破除物流、园区壁垒，打通供需循环。

 

消除涉外经济区与国内市场的制度落差，推动国内、国外市场的有机衔接。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风险。应当看到，“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改革措施与上述园区的管理理念和政策基本是相同的， 差别主要体现在实现程度和政策优惠力度的不同。应该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分类监管，加快推广复制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步伐，逐步拆除有形的物理障碍，使出口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在国内销售，内贸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销往国际市场。

 

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消除市场供需障碍。要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商贸流通设施的改造升级，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和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率，更好地促进产需衔接和消费结构升级。

 

化解和消除风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自出现“三期叠加”、步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就面临增速下调、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风险因素暴露增加的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在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最高决策层面统筹、协调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更是总结多年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关系的经验，提出了“稳中求进” 的工作方针，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在防控地方债风险、处置僵尸企业、处置互联网金融、应对股市大起大落、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协调个别企业、银行有序破产清算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仍将面临一些风险。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定期开展系统性的风险评估，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主动出击，通过稳固能源、原材料供应，建立完善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减少关键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助力企业业务转型等举措，化大风险为小风险，以小风险的有序释放代替系统性风险的集中释放，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