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要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们的资源要从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业配置到绿色、低碳、无碳的行业”，11月25日，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单靠市场的力量仍然难以实现这种资源配置的转换。”

 

 

在会上，殷勇指出，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加快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碳达峰和碳总中和的目标形成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将给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转变。
 

其次，绿色金融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作用。目前，全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者，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提出碳排放目标将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一是形成巨大的碳交易市场；二是绿色风险的分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三是监督执行评估的机制会进一步的加强。
 

最后，殷勇表示，北京将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目前，北京的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2万亿，居全国前列。未来，将从“建设面向全球的碳市场、鼓励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深化绿色金融交流合作、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样本”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助力中国如期实现碳排放的目标。

 

以下为殷勇发言实录：
 

今天很高兴参加财经年会，这是我们财经年会首次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我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对我们财经年会落户副中心表示中心的祝贺！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格局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恢复增长。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的发展任务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这样一个即将迈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我们要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我今天就想围绕着发展绿色金融跟大家分享几点认识和体会。

 

第一，绿色低碳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

 

当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共同的严峻挑战，像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澳大利亚的山火、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火，还有美国西部的山火，等等这样的自然灾害，北极冰川加速融化等一些自然危机，都跟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今年9月份世界气象组织发表了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碳排放虽然经历短暂的下降，但是随即迅速反弹，全球气候变化并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止步，总体来看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仍然在继续上升。今年9月22号，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习主席的宣誓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规划了发展的路径。

 

目前，我国二氧化碳的年排放大概是160亿吨，年净排放大概是100亿吨。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加快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降低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碳排放强度、降低化石能源消费、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节能消费的方式，发展碳捕捉，利用和分储、封存等负排放的技术。碳达峰和碳总中和的目标形成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将给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转变。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绝不意味着不发展，更不意味着发展倒退，而是在气候目标约束下提高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好的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而提供的金融服务，过去十几年绿色金融无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银行人民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迅速，政策支持体系、产品创新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等都得到不断的加强和完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者，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不仅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也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扮演了引领的角色。

 

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要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们的资源要从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业配置到绿色、低碳、无碳的行业，但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从成本上采用清洁能源的成本还高于化石能源的成本。二是从外部性上高排放、高污染的负外部性没有充分的反映到成本中，而清洁能源的正外部性没有反映到相关的收益中。虽然随着技术进步，清洁能源成本在不断降低，但是单靠市场的力量仍然难以实现这种资源配置的转换。

 

过去围绕克服这样一种转换的障碍，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约束性的，比如说赋予企业碳排放的额度、配额，超过配额就要支付费用。通过碳交易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显性化。但是由于各国没有达成强制性的承诺，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种机制是软性的，所以各国的碳市场一直没有发挥主导的作用。二是倡导性的，比如说倡导金融机构采纳并实行赤道原则，践行ESG理念，这些倡导性的措施同样没有约束性，甚至会被滥用，成为企业营销的噱头，造成洗绿、漂绿等问题。仅仅通过这些措施也无法实现碳排放的目标。

 

因此，我国提出碳排放目标的重要意义，就是使得约束成为刚性，碳排放的路径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化，这将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

 

 

二是绿色风险的分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盈利模式、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可能面临根本性的改变，那些碳排放强度大，无法完成技术转换的行业或者企业有可能被淘汰。市场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对企业的估值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对金融机构而言，资产的质量可能发生变化，一些原来安全的资产可能会变为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不是由于信用风险产生的，而是由于气候环境的风险因素所带来的，气候风险的剂量变得更为重要而紧迫。

 

三是监督执行评估的机制会进一步的加强。碳排放量是要通过一定的剂量手段显性化，从国家层面要通过对各类能源消耗和利用进行更精准的统计，使得碳排放的总量更清晰、更加明确。从微观层面，对各类主体的碳排放的剂量监测、评估、执行的机制要更加全面加强。这些都会为绿色金融提供基础条件，创造发展的市场空间。

 

第三，北京将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较早就指出，北京要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在新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北京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北京作为首都践行首善标准，一直是绿色发展的引领者，北京发展绿色金融具有良好的市场、技术和政策基础，发展成效明显。目前，北京的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2万亿，居全国前列。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北京节能环保领域上市公司的数量在国内占比超过10%，总市值居全国的首位。北京碳市场碳配额成交价格是全国平均成交价格的4倍，表明我们的碳市场较好的实现了碳定价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

 

2016年-2019年，北京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碳强度累计下降了16.5%。

 

未来，我们将在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积极申请和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引导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助力中国如期实现碳排放的目标。

 

一是建设面向全球的碳市场，我们已经将北京环境交易所改造提升为北京绿色交易所，未来就是要对标国际领先的碳市场标准，积极发展自愿减排交易，探索绿色资产跨境转让，同时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货、碳期权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新型的碳金融工具。

 

二是鼓励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继续支持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的发展。形成更多绿色金融产品案例，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和激励约束功能。依托北京金融科技领先的优势，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展环境风险的评估，提高绿色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

 

三是深化绿色金融交流合作，近年来我们搭建了北京“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原则，中英绿色科技创新与投资中心，等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未来北京还将进一步发挥国际交往中心的优势，面向国际分享交流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支持绿色金融国际组织在北京发展，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绿色技术转移和投融资国际合作，将北京打造成中国推动和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的主要窗口。

 

四是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样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重要的一翼，“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是副中心最突出的重点和亮点，我们将把城市副中心作为绿色金融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大力推动发展绿色金融。目前北京的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一批标志性的项目已经落户城市副中心，未来我们还在推动一批绿色金融机构和示范项目在副中心落地，支持金融机构在副中心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改革创新试点，率先引领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样本，努力使副中心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