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于泽表示，前三个季度经济指标大面积转正，是我国防疫成功、产业完备、庞大的市场规模、政策推动和外部替代的综合作用。未来，经济的复苏可期，但其背后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当前我国的消费不足存在着超调，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加大。但由于消费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国的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存在着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于泽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要解决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和技术的安全问题。在政策上，更需要加快改革。但对于前期发挥巨大作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不适合快速转向，应在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微调。

 

宏观政策把控支撑经济复苏

 

“总体看，我国前三个季度大部分指标，在生产和需求两端都基本转正。”于泽表示。

 

一方面，今年投资对于经济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口的逆势增长令人出乎意料。于泽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此外，在进口端，9月也有显著改善，尤其在汽车、半导体和农产品方面，这不仅反映了国内生产的进一步回暖，同时也是和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有效推动。

 

从政策来看，今年5月之前，宏观政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不仅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还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针对性地通过信贷对企业进行纾困，维护了市场主体。因此，现在的成绩，实际得益于一季度和二季度初宏观政策的发力。

 

财政货币政策不宜快速转向

 

不过，5月份宏观政策有一定的转向，较此前相对收紧。对此，于泽认为，我们需要将疫后复苏导向新发展格局，要在国内消费、加工贸易转型、产业安全等各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两会之后，一揽子政策才开始展开，大量大型项目特别是“两新一重”项目，在过去四个多月刚开始布局完，还没有完全上马。因此，未来几个月里，货币、财政政策不宜进行根本性转向。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也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应该更加谨慎地实行，稳健，而不要急于退出。

 

于泽建议，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当前的力度，既不能过度加码，也不能放松力度；在普惠金融的视角下，应适当增加杠杆率；在转型过程中，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对国际的吸引力上升，所以，要预留足够的政策空间；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通过国内分红，形成资金在国内的完整循环，进一步激发消费。

 

“在已经采取很多特别举措的情况下，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面问题不大，但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短期性的问题、政策常态化过程中的问题，依然会带来严峻挑战。在目前全面报喜的状况下，依然要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扎实地抓住目前的战略时机，利用好这个窗口期，把中国经济搞好。”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