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既要理解其基本内涵，把握其必然性和长期性，同时要厘清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与过去相关概念的差异，应放在中国长期发展蓝图和全球长期发展趋势大背景下考察。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其精髓要义，尤其是要认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体现的是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而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坚决防止在操作和执行层面，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片面理解为“主要依靠国内大循环”，将“注重国内循环”异化为“忽视国际循环”。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选择不是对外部冲击的临时应对，而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长期主动选择。一方面，贸易冲突虽然表现为突然事件，但这是全球失衡长期积累的结果，失衡的长期性决定了摩擦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矛盾所决定的，当前遇到的问题是中长期的问题，必然需要中长期的战略指导。因而，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政策当局应保持战略定力，在措施上避免过多临时的政策应对，更要避免临时政策的长期化，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长期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形成长效机制。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过去相关概念差异，是被动接受与主动选择的差异。过去强调国内经济循环多从需求管理角度切入，更多是政策层面的短期调节，是被动应对外部冲击做出的政策选择，而当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于长期制度供给，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是主动的制度建设。在国际大循环方面，过去我国也是被动融入全球化过程，这里的被动是中国对国际治理规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在“霸王条款”下中国几乎没有选择空间。而当下国际大循环更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权，这是主动选择全球化过程，因而中国的国际大循环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指向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将从过去全球化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从全球化跟随者逐渐转变为全球化引领者。

 

 

畅通国内大循环，结构性改革是核心，要求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同步推进，重点做好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建设、市场制度建设和创新驱动，推动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

 

从需求侧来看，要建立完善的内需体系既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又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需求侧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消费升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收入分配调节，相对于征税等二次分配政策，禀赋平等更为重要，应转变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将改革重点放在初次分配的公平上，进而通过二次分配进行调节。在初次分配方面，关键在于机会均等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建设，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应注重前期干预，如加大落后地区教育投入力度，重点“扶志”和“扶智”。另一方面，应有效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我国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更有赖于人才和知识，也要求我们改变过度“亲资本”政策导向。在二次分配方面，通过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机制，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推出促进贫困地方发展且缩小差距的财政政策，如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为经济提供内在动力[11]。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深化医疗、养老、教育等多领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通城乡壁垒，加快向消费社会转型。

 

从供给侧来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既要降低市场成本盘活存量，又要提升创新能力拓展增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深入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金融市场改革。一方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业竞争机制，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发挥金融体制改革的先导性作用，形成以金融改革促科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尤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竞争中性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12]，激发市场活力。创新驱动既有赖于制度建设，也有赖于投入力度。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集中力量补短板，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二要完善创新体制，提高我国技术转化能力，既需要建立连接技术和产业的孵化基地，又要重点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创新的能力。如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让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科技企业优先登陆科创板。

 

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应更好发挥其引导调节作用，并转变服务方式。一方面，发挥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领域的协调功能，加大对内开放，将市场“孤岛”连片为统一大市场，同时在面对外部冲击加剧时，协调国内企业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加快对经济失衡的调节，深入推进国内经济各层次再平衡，尤其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鼓励农民工创业，尤其应做好农村领域的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收入，让农村领域的改革红利真正让农民受益。同时，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发挥东部沿海带动作用，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发展格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大循环的形成也依赖于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我国需要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应从过去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重点做好自贸区（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在自贸区（港）建设方面，关键在于探索对外开放新体制机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模式，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在深度方面，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区（港），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搭建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环境，通过“降成本”吸引高质量外资，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打造战略新兴产业、先进设备制造等国际前沿产业集群，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大循环“补短板”。在广度层面，不断积累自贸区（港）建设经验，以自由贸易区（港）制度体系为基础，适时推广经验模式，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方面，除了国内各领域改革外，关键在于推进本币主导下的渐进金融开放，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完善汇率制度，统筹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是联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枢纽，我国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协调好短期政策调节和长期制度供给。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依然需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一定程度资本管制，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影响国内大循环。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必然要走向自由浮动，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国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既要防止短期应对长期化，影响制度建设，又要统筹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和双向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适应，决定了金融对外开放是本币主导还是外币主导。我国要掌握开放主动权，就要以本币主导统筹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全球化过程是资源与货币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循环过程，中国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一方面要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另一方面要具有一种能够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好的治理是国际货币信心来源，人民币的独立性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应逐渐摆脱人民币底层资产对美元的依赖，增强央行独立性，创新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重点建设国内债券市场。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国国内大循环畅通程度，取决于中国经济规模和质量[12]。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本着从局部到总体的思路，首先基于人民币在亚洲的吸引力，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也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然后再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广度和深度。同时，面向离岸人民币开放境内金融市场，推动资本账户开放。

 

 

从长远看，全球化依然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另辟蹊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以国内大循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并通过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进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应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依托，应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适时提出全球治理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处理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中长期选择，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在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3]。一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变，在美国逆全球化政策下，当前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多边贸易体系、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更具现实性。我国应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REC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促进区域贸易的谈判，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处理国际问题。同时，也应从国际社会的新变化新需要出发，注重多边组织建设。近年来中国推动区域多边组织建设初见成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等国际化组织建设在经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长远看，随着技术发展，未来的全球经济必然深度融合。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推动中国走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必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这就需要研究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适应经济全球化融合发展趋势的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安排，提出关于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13]，以优化国际治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全球化真正普惠全球大众，引领新全球化浪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直接决定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格局和人类发展走向。只有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才能有充分的经济实力把握主动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一条需要长期坚持的道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