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变化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原因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强调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高增长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杠杆。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长期处于0.4以上，长期高于世界银行的警戒线。另一方面，关键技术缺乏、地区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结构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有重大进展，但成本问题和短板问题依然是摆在眼前的长期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格局重要性日益凸显，也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了“瓶颈期”。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提升本国价值，才能在全球化中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而这正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全球经济失衡长期积累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外在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以美国贸易逆差为特征的全球失衡愈演愈烈，长期失衡在经济体之间、经济主体之间不断积累，全球失衡在存量上正接近其可能上限，各国在寻求再平衡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尤其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处于下降状态，但这并没有缓解美国失衡问题[7]。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由此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逆全球化等问题。同时，全球失衡加剧全球财富不平等，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价值链顶端位置攫取多数利润，发展中国家承受污染等环境问题但仅获得较低收益。全球前10%的人群已占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且不平等还在扩大[8]。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抑制了全球总需求，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的外需疲软。

 

对外开放边际收益减弱导致原有对外开放红利减退，并面临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中国需要新的开放思路。在全球化受阻，国内改革红利相对提升，反思结构性问题，促使国内改革加速更具现实性。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开放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牢牢把握开放的主动权，实现渐进稳步推进。只有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质量和吸引力，才能够把握主动，更好融入国际市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经济的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三）良好的国内经济基本面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

 

经过7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当前，我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前提。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达28%以上，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9]。另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缓解，中国经济韧性增强。而且，我国近年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能力逐年攀升，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全球价值链中稳步攀升，对外依赖性相对减弱。中国对外开放格局较好，自贸区（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稳步推进，国际大循环开局良好。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多数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衰退，而我国基于疫情控制的扎实基础，已经在2020年第二季度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经济“转正”说明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且，在应对疫情冲击中，中国没有像其他经济体那样大规模长期“放水”，当下仍具有较多政策工具和较大的政策空间，具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

 

（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外部环境变化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当前，全球正处在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风险叠加中，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变化，也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全面围堵转向重点打击，尤其针对中国的科技企业。二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层面，我国经济遭到直接冲击，尤其服务业冲击较为严重，国内供应链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疫情防控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但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市场信心受到影响。国际层面，全球供应链都受到极大冲击，全球经济较长一段时间难以恢复，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放大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疫情，畅通国内大循环变得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