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它们通过殖民剥削等方式完成早期原始资本积累，而中国只能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必然要面临从内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立了“156项工程”，这些工程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条件，走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为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在“一五”期间实施了“一化三改”，并在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支持全国工业化，形成以国家意志集中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形之手”主导的国内循环体系。从1949到1978年，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7.9%提高到42.6%。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我国快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积累。197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起种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某种意义上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而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日德等40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封锁和孤立局面，这又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从农村过度提取剩余和重工业偏向，我国工业结构和农业结构严重失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在体制机制上，围绕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市场机制培育，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1]。具体来看，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自主性得以提升。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农业经济蓬勃发展，仅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就比1979年提高了34%[2]。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形成了城乡互动新格局，工业化从大城市开始扩展到乡镇农村。数据显示，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从2830万增加到接近9500万，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60%[3]，这为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无形之手”在国内循环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作用。但这一阶段中国的外储需求等日益提升，“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成为工作重点。

 

 

1987年10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研究员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8年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要求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将把我国沿海开放地带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而且从根本上说，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浪潮。随后，我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管制，且取消了票证制度，我国进入了货币化时期。随后，我国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并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峰值一度达到64%以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比重由第7位跃居为第1位[5]，此时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下，我国逐渐跃居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双环流格局[6]。中国通过出口商品积累了大量外汇，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和国民储蓄短缺变为高外储和高储蓄的国家，同时也造成了对外依赖度过高、国内经济严重失衡等问题。

 

 

由于经济高度对外依赖，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弊端逐渐凸显。而且，国内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口老龄化，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原有发展格局难以为继。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进入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过剩，我国对外出口受到冲击。由于内需难以短期自发形成，我国紧急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加快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转向内循环为主的模式。2011年“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但财政刺激下的内循环马上就带来了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问题，到2016年重化工业几乎全部进入产能过剩。我国又适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在“补短板”和“降成本”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止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这一阶段，我国逐步转向内循环，但“负债——投资”模式并不可持续，长期发展还有赖于形成市场长效机制，而且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发展格局。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关注“补短板”。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的基本内涵。随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已着力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而且还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RCEP协定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指导思路，对“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