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环境看，要做好应对重大变化的准备。当前国际环境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是国际矛盾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疫情起到了催化问题爆发的作用，必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格局。

 

一是从全球化看，之前是困境，现在是倒退。全球产业链发生调整，从过去基于效率配置到现在基于安全考量，改变了产业分工的基本逻辑，使得全球市场的稳定性下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大的动荡和下滑期。

 

二是从大国博弈看，之前以经济为主，现在越来越政治化。这反映的是大国间不信任加剧，会急剧动摇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和模式，虽然表现形式主要还在经贸和科技、产业领域，但背后的利益考量发生了根本转变。

 

三是从地缘政治看，之前是不稳定，现在是不安全。经济危机会带来衍生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衰退中的脆弱性更大，这意味着局部地区地缘政治不稳定性会上升，甚至不排除热战的可能性，反过来又会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冲击。

 

四是从国际治理体系看，之前是动摇，现在是摇摇欲坠。部分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受到很大挑战，协调能力下降，以前能摆到台面上解决、能通过多边协商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台下解决了。从最近趋势看，西方国家内部割裂加剧，矛盾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得不到有效恢复，有的国家可能会破罐子破摔，更加急迫地转嫁矛盾，这就会让世界更不安全，也会让我国的“十四五”发展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发展看，短期问题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交织。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叠加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还在爬坡过坎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供给能力扩大叠加市场空间变小。我国产业正处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低水平供给能力有余，满足高质量需求能力不足。疫情冲击直接引致内外部需求骤然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原有市场空间，凸显了产业结构的矛盾和问题。

 

二是基础能力不足叠加外部封锁加重。目前我国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基础创新能力尚显薄弱，这已成为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力度，将对“十四五”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构成严峻挑战。

 

三是要素投入不足叠加制度性约束。我国在要素投入上的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劳动年龄人口连续8年累计减少4000万人左右，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上升12%，下一步会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各种影响市场发育的壁垒依然存在，营商环境尚待完善，微观主体活力有待释放。此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约束也长期存在，相比其他曾经经历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情况更复杂，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

 

当然，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我们依然有规模最大、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有即将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回旋空间，有庞大的专业化人才队伍，还有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率先实现经济回升，有助于实现“六保”，守住经济安全底线，也将为“十四五”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因此，尽管面临困难，只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能打好打胜这场持久战。

 

本文刊载于期刊《中国经济报告》2020年第5期 作者：董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