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总生产循环理论，来把握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内涵和边界。

 

一是要对国内经济大循环做出准确定义和理解，避免理论和战略上的杂音。所谓国内经济大循环，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补充和支持，以国民经济循环顺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总体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内生动力的资源配置体系。而国际经济大循环则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表现形式，基于比较优势的各经济体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循环体系。因此，并非如有些观点所认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等同于自由的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等同于封闭的循环。事实上，各种国外的经济主体和要素都可参与到国内经济大循环之中，只要其落脚点在于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其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需求和提升国内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相对接，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在开放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不是进行简单联通，而是在全面联通的基础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双循环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与传统“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相比，在开放的方式、路径、落脚点、目标以及内外之间的关系上都进行了重大调整。

 

二是在国民经济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中，生产环节依然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核心。

 

三是要明确再生产的矛盾运动不仅体现在价值总量的匹配上，还体现在产品的结构性匹配上，不仅体现在静态总量与结构的匹配上，还体现在动态扩展的匹配上。因此，推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需要多维度的调整和改革。

 

其次，充分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基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梳理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的基本命题和核心内容。

 

一是坚持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战略调整的核心标准。中国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依托，以外促内”，还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以内促外”，必须根据我国分工体系和技术发展的阶段和需要来判断，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综合国力提升和国民福利改进为标准。当前提出新发展格局，其重要原因在于，在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的大变革时代，“两头在外”的外向型战略不仅难以快速提升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反而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制约因素。

 

二是必须理解资本在世界经济循环中的逐利本质，洞悉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本质，从根本上认识到目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趋势性和必然性。中国无法单纯依靠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生产力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依赖国际经济参与度的深化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突破比较优势带来的低水平技术锁定效应，也难以解决在大国博弈中遭遇的卡脖子问题，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必须根源于内部循环畅通和技术进步。

 

三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为技术进步，还体现为分工体系的拓展和深化，因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不仅体现在新型创新体系的构建上，还体现为在大循环畅通下分工体系中各种生产组织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新型科技体系与企业家创新活力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核心要素。

 

四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不仅体现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改革和完善，更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激发新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