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是遵循现代大国经济崛起的一般规律的产物。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大国经济史都表明，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任何经济大国的成长都需经历由弱到强、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的必然调整，大国经济崛起最为关键的标志就是构建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我国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强调内需拉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对“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要求“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时代面临的新格局、新挑战、新规律和新使命，提出了一系列以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替代“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模式；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对三期叠加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梳理；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要求“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关键词；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因此，党中央在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过去十多年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对以往各种政策构想和战略思维所进行的全面提升和综合。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与新常态理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理论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不仅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更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经济过去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为全面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奠定了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和制度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加速变革，为全面启动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供给层面，中国已建立了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国内产业相互配套，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学习效应在产业体系中全面展现，产业链具有较好的自我循环能力。同时，“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中国创新”转变，国内各经济主体拥有基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政府主导下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赶超体系、庞大市场诱导下的商业创新体系，为中国创新注入了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

 

在需求层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具有14亿多的世界最大人口规模，更具有4亿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位居世界前两位，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可以看出，外需和内需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善营商环境等举措的作用下逐步形成，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基本实现畅通。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当前，党中央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复苏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为机、趁势而为的战略时点。不仅有利于形成转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共识，而且可以借助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通过快速复工复产进行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