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开放的独特模式，使得我国在国内还存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各地区积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加入国际大循环。这种发展格局使得我国作为大国经济所拥有的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分工和专业化等优势难以发挥。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巨大，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具有替代和互补效应。

 

综观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大国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比小国更加明显。著名区域经济学家莫尔认为，“对于一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开放性及其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依赖性。因为贸易一般地对地区来说比对国家更为重要”。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研究发现，在大国工业化过程中，基于内需扩张的国内大循环对轻工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80%，对重工业的平均贡献率约65%，而小国分别为60%和40%。库兹涅茨也认为，对大国而言，如果畅通国内大循环，即使在国际贸易依存度很小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增长，原因是大国的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要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就欠发达的甘肃来说，如何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呢？首先，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内开放是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前提，但当前甘肃无论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区域内市场化进程均处于滞后的状态。比如2017年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中民营企业占比是11.4%，远低于东部地区的55.65%、东北地区的45.49%、中部地区的71.28%、西部地区的56.05%；2016年甘肃省市场化指数为4.54，也远低于东部地区的8.67、东北地区的6.53、中部地区的6.91、西部地区的5.05。可见，甘肃要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必须把培育参与分工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以及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机制作为首要的任务。而根植于国内市场的本地企业竞争能力的培育和由此形成的出口扩张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则是甘肃不断拓展区域市场，进而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通过政策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如何通过培育本地市场和激励企业创新，不仅是甘肃赢得经济发展主动权的主要任务，更是推动和加快国内大循环的当务之急。

 

其次，处于区域开放层次演进的中间环节，国内区际开放同时影响着特定区域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国内大循环的演进与深化。甘肃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远离东南沿海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如果说阻碍其国际大循环进程的主要是地理性和空间性的外生因素，那么制约其国内大循环的主要是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国有垄断等制度性和经济性的内生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甘肃在空间区位上已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影响其对外开放的因素也将从外生的自然因素转变为内生的市场因素，即国内区际开放水平相对滞后成为甘肃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又一困境和短板。比如从利用“引力模型”测算的2017年全国分区域贸易潜力指数来看，甘肃省为0.14，低于东部地区1.51、东北地区1.29、中部地区1.71和西部地区1.06。同时，甘肃的贸易偏好主要是本地区域性市场而非全国性统一性市场，区域间市场的开放水平相对较低。可见，对于甘肃省来说，如何突破“合作悖论”困境，遏制区域同构性竞争和区域分化，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分割和市场封锁， 促进要素资源在空间上合理流动，是其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诉求。而只有区域合作机制足够健全，合作环境足够宽松，贸易依存度和经济联系度不断提高时，甘肃参与区域分工的企业将会不断拓展市场网络，进而开辟国际市场和发展国际贸易，从而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系兰州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