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新发展格局,主动作为的“中国选择”
长安街读书会 / 2020-09-20 23:44:23
新形势催生新判断,新战略塑造新格局。
8月24日,习主席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时又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对内,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特殊背景和发展条件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何深意?如何推动“双循环”顺畅运转?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
形势越困难,越要扩大开放
“5G信号已覆盖”的提示牌,如今在贵州省许多城市的街巷随处可见。当地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6万个5G基站,实现规模商用和县城主城区全覆盖。对内,通过深耕“数字蓝海”,贵州省走出一条后发地区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新路。
6月,装载日用品货物的集装箱从贵阳市出发,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往白俄罗斯。相比传统物流路线,可节约一半时间。对外,贵州省已经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交通枢纽,连结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门户。
窥一斑而知全豹。贵州省的发展之路,指向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再到“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概念不断清晰、不断完善。
“具体说来,就是未来发展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为立足点,以国内经济循环基本面的健康为核心,同时立足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刘元春解释。
“国内大循环”这一概念乍听有些陌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国内大循环始终存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的发展,都是由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的。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国际循环还是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刘元春说。
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判断,国际循环的发展动力日渐减弱,而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将发展主体转移到国内大循环上来。
同时,应辩证看待两个循环之间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今年以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运送货物同比增长41%;《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一系列动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并未停歇,大门越开越大。
刘元春强调:“本质上,国内大循环也是开放的,同样需要跨国公司、外国资本、外国人才的积极参与。形势越困难,越要扩大开放。”
主动作为而非被动选择
无人零售车、VR试衣镜、智能仿真机器人……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为与会者带来新鲜的服务体验,展示出未来智能生活的便利。
此次服贸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举办的首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对于国内外企业来说,服贸会不仅是展示自身竞争力的平台,更是寻求合作共赢的窗口。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此次提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与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大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新阶段。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刘元春说,今年以来,疫情冲击造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步入动荡变革期,导致国际循环动力明显减弱。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发展模式加速转变打下坚实基础。
“从供给层面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拥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刘元春分析,从消费层面看,我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我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胜利后,经济复苏势头总体向好。这就说明,我们具有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基础。”
有观点认为,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被动应对。那么,新发展格局,究竟是着眼长期发展的主动作为,还是应对当前内外形势的被动选择?
也许我们能够从两组数据中找到答案:2008年至今,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0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6%。同时,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66.2%下降到2019年的31.8%,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
可以看出,新发展格局绝非空中楼阁,而是在过去长期实践基础上,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调整基础上,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从全球范围看,内循环的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0%以内,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刘元春说:“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逐步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
对于此次疫情的影响,刘元春分析,疫情可以说是一种“催化剂”,带来外部环境加速变化,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但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因为疫情出现的短期、适应性改变,而是在此前长期战略调整的基础上的再定位、再提升、再完善。
解决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新材料、新基建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预计2020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到3.1万亿元;2020年至2025年,中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达10.6万亿元。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提高内需比重,二是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韧性。”刘元春介绍,“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进行全面突破。通过夯实基础研究,在新的科研体系、新的创新战略下,攻克关键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还应看到,未来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不排除国际循环发生极端情况的可能。极端情况发生后,我们必须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保持相对的稳定。那么,稳定性的支撑是什么?
刘元春认为,需要对国内循环的短板进行深入梳理,提升国内循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使国内经济循环建立在更安全、更富有弹性的国际供给和国际需求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把国内循环嫁接到国际循环上面。”
“除此之外,还应确保微观有活力,宏观有尺度。”刘元春介绍,微观有活力,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解决一些体制性问题,使企业创新活力能够充分发挥。宏观有尺度,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形成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有效机制,从而有利于加强新动力的构建,防止经济波动中出现系统性风险。
(刘元春: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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