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所做出的新战略部署，是充分激发我国发展潜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调整。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理解其战略深意，充分发挥我国多层级的发展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我们需要对此深刻认识与理解。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战略支撑

 

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处于主体地位，是国际大循环的基础和保证，发挥着引擎和带动作用。构建国内大循环既是应对外部环境长期变化的长久之策，也是激发内需市场、推动国内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措施。

 

从国际形势来看，建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增强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能力的关键举措。在新冠疫情、经贸摩擦等多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持续受阻，国际大循环的有效运转受到多方阻力。加之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系统性调整，对我国打压持续升级，使得我国产业链安全遭受严重威胁。而我国在经过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后，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外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逐渐减弱，叠加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复杂局面，使得我国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新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去认识当前面临的问题，通过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提升国内产业链安全与稳定，增强我国抵御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经济发展韧性。

 

从国内发展来看，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以及推动产业链升级。一是推动国内供需链形成有效对接。当前，国内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大量供给以满足国外需求为导向，居民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国内大循环要求以优先满足国内需求升级为导向来调整供给方向，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引导国内生产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二是推动地区间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地区间产业联动与动能传导较弱，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能尚未充分激活，需要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来形成地区间发展合力，建立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市场。三是推动产业链整体升级。当前，我国产业整体仍处于中低端水平，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因国外断供而造成国内产业链瘫痪的风险。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内在地要求确保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不被国外技术和产品“卡脖子”，更加注重创新的核心作用。

 

（二）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 是我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必要选择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际大循环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参与国际大循环要服务于国内大循环需要，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放弃国际大循环，同时又要调整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方式。

 

首先，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主流趋势未变，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是我国适应、把握全球化新机遇的主动选择。在新技术革命下，创新趋势朝着多元化、系统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我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对所有前沿科技的自主创新，更难以独自完成所有产品的全产业链布局，仍然要通过开放与合作来提升我国科技水平与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拓宽了全球化的方式，带动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蓬勃发展，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也为我国继续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契机。

 

其次，缺少国际大循环的补充也难以完全满足经济转型升级所必需的要素与市场。我国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但仍面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巨大风险，亟需在更大范围整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要素资源和市场空间。只有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科学谋划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才能在扩大开放中获得更有力的资源、技术、人才、资金支撑。

 

再者，新形势要求我们改变过去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方式，更加注重在国际大循环中把握主动性。过去我国利用相对低廉的要素成本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由于过度依赖国外的技术和市场， 导致我国外向型经济一直处于被动适应的局面，极易遭受外部市场冲击与关键技术制约，导致经济发展的效率、质量、结构、安全都面临一系列挑战。这意味着我国必然要以新的方式参与国际大循环，改变以外部循环为主的局面，并在新形势下主动建立为我所控的新国际大循环。

 

（三）构建“双循环”互促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应有之义

 

“双循环”并非是两个独立运行的循环体系，应该是两个循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通过内外循环的双轮驱动，发挥1+1>2的叠加效应，不仅能够更好地引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为我国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助力。

 

从现实发展的要求来看，国内外经济循环的长期分离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注重对国外市场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但长期忽视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与开发，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长期分离，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主要特征的加工贸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对外贸易同国内产业体系之间的联系不足，使得国内产业链存在一个个“孤岛”，国内大循环难以成型，也无法与国际大循环形成有效互动。因此，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关键在于纠正内外循环失衡的现状，充分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和内外循环互动的节点，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构建“双循环”互促体系旨在有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依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我国发展创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以高效的国内大循环为基本盘，形成“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质量、安全、效益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与开放体系，积极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努力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传统的以外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我为主、内外兼修的发展模式。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制度优势，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结构优势，在深化改革中形成了尚待开发的增长潜力优势，并通过率先走出疫情冲击掌握了在疫后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优势。这些优势成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

 

第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有效地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能够保证国内大循环更加稳定且强劲地运行。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且良好地运行；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重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并引导“双循环”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

 

第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证国内大循环兼具稳定与创新。这一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稳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能够充分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拓展和快速流动。这一制度鼓励劳动创造、多劳多得，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升居民收入，达到刺激消费和生产的目的，从而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其它要素主体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各种资源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二）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和结构优势

 

从总量规模来看，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多发展潜力。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90后和00后人口基数已经超过3亿，随着电商经济的快速崛起，他们开始成为主流消费人群，并逐步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位，不仅连续六年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而且以8%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充分利用好我国海量的消费市场，无疑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的发展动能。

 

从结构层次来看，复杂的层级结构使国内大循环更具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东中西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囊括了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复杂的层级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不平衡发展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形成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内循环体系。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潜力优势

 

第一，国内科技创新发展势头良好，整体实力取得长足进步，能够更好地引领国内大循环。近年来，我国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资，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5G通信、新能源、高铁等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世界前列，使我国从技术追赶迈入科技前沿。2019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453000项，同比增长4.8%，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这些科技创新成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成为引领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

 

第二，不断积累的优质生产要素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保障。尽管我国在部分高端要素与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短缺，但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不断提升，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优质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在劳动力方面，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态势，人口数量红利逐步转向了质量红利。截至2019年，我国拥有1.7亿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养的人才资源，各种技能和专业的人才储备都较为充裕。同时，我国紧紧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集聚并形成了数据、信息等更高端的要素资源，为形成相对独立的国内大循环奠定了优质要素基础。

 

第三，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明显，呈现出逆势增长的经济潜力，能够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更大活力。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但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源优势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有力支撑，后续经济增长空间比较大。2020年上半年各省GDP增速排名中，中西部地区处于绝对优势，16个经济增速正增长的省份中有12个位于中西部，为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优势

 

第一，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已成为国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全球工业部门最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生产环节。这种产业链特征及其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商品进出口总额达4.5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实际使用外资9415亿元，在全球投资普遍低迷的情况下逆势增长5.8%，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第二，疫情后我国表现出的强大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主动权和掌控力。2020年我国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3.2%，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为疫后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另据IMF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计，我国可能成为2020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掌握更多主动和先机，这将有助于建立以我为主的国际循环体系。

 

第三，疫后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需要我国发挥核心动力作用。一方面，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大国经济体，没有我国经济的率先恢复，全球经济将难以实现真正复苏。不仅我国这座“世界工厂” 对满足全球抗疫物资需求至关重要，而且疫后全球也需要我国继续发挥生产核心的作用来带动全球产业链运转。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各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贸易、气候、卫生等全球发展议题方面深化合作，有助于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国际大循环的持续运转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不仅能够继续为其提供高性价比的技术与产品，也能够帮助我国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与战略资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际形势不稳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确立的重要战略抉择，涉及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调整与转向，需要着重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内需与外需、对外开放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三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要求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当前，国内产业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双重挤压。这就需要延续“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互动的发展思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速形成新的国际大循环，在提升国内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同时，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动力。

 

其一，深化双向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准入领域，推动外资政策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打造更加公平、包容、诚信的营商环境以吸引优质外资。深入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对外投资全过程管理，强化海外风险防控机制，有效规范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秩序，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

 

其二，积极争取国际规则制定主动权。积极加入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争取在公平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国企行为等方面获得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创新制定高标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研究，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主动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为双向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

 

其三，持续优化双向投资的平台功能。加快推进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发展，做优做强现有的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等开放平台。加快与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主动策划一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更好发挥以双向投资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平台作用，不断提升双向投资质量，持续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格局。

 

（二）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这充分表明了我们要以扩大内需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也要继续扩大开放，稳定外需市场。

 

其一，加强政策引导。构建符合当前内外需地位的政策引导体系，大力支持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产业等，形成新动力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内需市场升级。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型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内销外销常态化切换，实现内外需市场的深度融合。

 

其二，扩大市场空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现有供给结构，扩大中高端供给，着力提高消费品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创造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扩大内外需市场空间。同时，要注重继续拓展国际市场，与更多国家建立经贸联系，努力稳定外需，扩大外部市场空间。

 

其三，做好制度衔接。稳定外需就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以规则、标准、管理等为内容的制度型开放。扩大内需要求积极主动推进深化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国内规则更好地与国际市场规则相衔接。

 

（三）处理好对外开放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

 

过去，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随后国家大力推进的区域协调发展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获得重要支撑，拥有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基础。可以看出，开放战略与区域战略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要求打破区域分割，畅通国内大循环，又要求深度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对此需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的相互关系。

 

其一，重点推进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发挥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区位优势与对外开放节点作用，建设内陆开放门户与高地，构建多维度、多层次、跨区域的互联互通网络，打开面向全球的开放大通道。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开放统筹协调，实现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的广泛互动，搭建中西部区域联动和动能传导的新桥梁。

 

其二，加强四大城市群的互动，协同推进对外开放。根据北部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南部粤港澳、西部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区域特征及其在对外开放中所承担的责任使命，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对外开放新布局，不断强化区域联动作用，引导对外开放走得更深、更实，共同应对不稳定的国际形势。

 

其三，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大通道作用，发挥长三角等发达和开放前沿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实现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贯通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合作，形成更为强劲的发展合力。

 

作者单位：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15-1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