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布局与重构的演变

 

　　产业链，本质上就是生产分工体系在时间和空间分布节点的物理表现和协作关系的总和，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产品供应链，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利益分割的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是生产分工的结果，其根本动力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种分工节点的组织策源和利益分配的主导方式因产业特征和竞争能力而呈现多样化，并大致区分为生产主导的产业链和消费主导的产业链。前者是以生产企业为核心组织协调分工链条，典型的如飞机制造的产业链（波音模式）。后者是以销售企业为核心，重点在于商业组织架构和分销渠道控制，以沃尔玛的采购分销产业链（沃尔玛模式）为代表。不管是何种形式，产业链均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进行组织和发生裂变。

 

　　产业链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生产活动的空间结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产业链开始形成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全球性的产业链重构。第一次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使得全球产业重心转向了北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上游产业成为产业链重构和整合中的主导力量，支配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产业链重组。第二次比较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以日本、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兴起为主要表现。全球产业重心开始向亚太周边国家扩散，以轻工消费品和电子产品为主要力量。第三次比较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业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得以进一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

 

　　可以发现，尽管战争和政治较量对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重构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但是，追求更为低成本、高效率的分工和生产协作体系才是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原因。每一次产业链重构，都是一次共赢的进程。一方面，原有产业中心基本主导了价值链的分配，并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实现了产业创新和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新兴的产业链接入地开始依托禀赋优势，实现其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增加

 

　　与历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相比，本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和策源都有显著的不同，其走向的不确定性也明显上升。

 

　　首先，本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明显带有政治较量的特征。一些发达国家罔顾经济全球产业链分工给各国带来的互利共赢的基本事实，从政治利益出发强行阻断产业链。在常规产业领域，不顾比较优势，强推制造业回流政策；在高端产业领域，利用其技术优势排挤中国，把现有的全球产业链推入混乱的境地。这些明显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举措，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效率让位于政治利益。

 

　　其次，本次产业链重构呈现某种意义上的反“雁型模式”特征。以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产业转型，大都是低效率产业链由先行国家或地区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也称“雁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先行国家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始终居于产业链的“领头雁”地位。而当前，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高技术设卡，既阻断了以往产业链的顺次转移重构，也打乱了产业链进一步转移扩散的步调。

 

　　再次，巩固和赋能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受到极大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原本是全球产业链格局的有利推动者和维护者，现在越来越成为政治力量的较量场所，其在协调和治理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中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掣肘。而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在执行区域性治理功能的同时，也进一步瓦解了全球化的力量，使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

 

　　最后，承担全球产业链分工实施主体的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削弱。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实施者与动力源，对塑造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制度与规则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产业链布局中的力量受到了进一步削弱，甚至一些跨国企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牺牲品。跨国公司不得不屈就于东道国的政治压力，来重新布局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