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会日趋加大。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自2014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当前的71%。二是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0-19岁和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20-64岁人口数量之比为49.6%，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这一数字在2020年会上升至54.2%，到2035年将进一步上升至69.1%。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对应的需要抚养的小孩和老人数量在未来十五年时间里会增加大约15人。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会引发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会提高经济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总储蓄率和居民部门储蓄率都将呈下降趋势，而储蓄率降低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四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养老难问题、医疗负担问题、养老保险账户不平衡、人口代际转型过程中的房地产价格风险等。

 

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大幅攀升，造成了剧烈的再分配效应。相对而言，有房的人受益，无房的人受损；买房早的人受益，买房晚或未买房的人受损。公共住房金融体系薄弱，房地产金融服务和工具不发达，加剧了金融供给管理与房地产业发展需求的矛盾，支持合理购房租房需求与防范市场风险的矛盾。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开始成为限制中青年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的阻碍，进而约束了经济增长动能和社会活力。房地产供需结构性失衡，一二线城市人口多、土地少，地价高、房价高，三四线城市住宅过剩。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加，而进城的人没房，农村住房空置，不能产生财产性收入。此外，高房价、高房租以及高负债加大了中青年人的生活负担，抑制了即期消费，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焦虑情绪。一些人依靠坐收租金、不劳而获，另一些人辛苦劳动几十年难以攒够钱买房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形成冲击，扭曲青年人的择业观。

 

 

从需求端看，我国消费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限。201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70892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733元，相当于人均GDP的43.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6021元。在30733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真正转化为最终消费的只有21559元，占70.1%。

 

从供给端看，由于制度藩篱和市场发育不健全，仍然存在大量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给的领域，从而限制了消费市场壮大。例如医疗服务、养老保健服务、家政服务、中高品质物业服务、幼儿陪护和教育、文化创意产业等。这些供需失衡并不涉及太复杂的技术创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于体制和政策藩篱。需要深化改革，释放存量要素资源，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活动。要素资源市场化再配置的过程中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创造出现实的经济增长。

 

此外，交易费用和行政成本等因素导致市场摩擦，也是限制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释放的原因。

 

一是物流成本仍然较高。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为14.7%，尽管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偏高。造成物流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公路运输在货运结构中占比较大；此外，降低过路费、加强港口铁路公路联运机制、提高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等措施也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二是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部分市场主体缺乏信用意识，虚假注资、骗贷骗保、拖延账期等行为仍广泛存在，信用违约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整体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医疗卫生、幼儿教育、中小学课外培训班、旅游、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质量监测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交易纠纷和不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降低了消费者的安全感、舒适感。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高，无形中加剧了市场摩擦。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较低，对民众和企业事务消极懈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市场意识淡薄，新官不理旧账、政策朝令夕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先承诺、后违约，事前热情、事中事后撂挑子，严重损害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面临较大挑战，高技术产业领域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核心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等领域“卡脖子”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高技能人才不足6%。据《21世纪经济报道》数据，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40%，德国占50%。在集成电路领域，尽管我国工程专业大学毕业生每年近50万人，但国内芯片设计企业仍不得不从海外大量聘用专业技术人才。此外，支持创新发展的制度软环境建设也有待优化。

 

 

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服务新兴产业及成长型企业能力不足，银行业和间接融资占比过高，股权融资占比过低。庞大的银行业并不能有效支持轻资产、少抵押品但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成长性企业，服务效率不高。资本市场容纳新兴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风险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严重，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发挥不理想，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短板明显，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仍不健全。

 

衍生品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以实体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的情况看，世界500强企业利用衍生品市场比例超过92%，而中国上市公司利用衍生品市场规避风险的占比仅8.5%。

 

居民金融财产性收入增加，需要多元化、多层次、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一个成熟的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收益和风险的有效匹配，有效地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实际上，中国居民部门可投资资金多与可供选择资产少问题长期并存，房地产是居民资产配置的最主要资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偏低，其中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比重更低。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居民家庭配置金融资产比重为20.4%，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而配置住房资产的比重达59.1%，高出美国28.5个百分点。金融资产配置中，银行理财、资管产品、信托占26.6%，银行定存占22.4%，现金及活期存款占16.7%，股票、基金等风险较高资产的占比仅有6.4%、6.6%。投融资不匹配直接影响了超大规模市场效率提升和潜力发挥。

 

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仍有待提升。尽管近年来金融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但仍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步伐，也影响了超大规模金融市场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生态、改善金融服务、改进公司治理、提升风控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但离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还有不小的差距。各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南北方差距有所扩大。一些城市虽然加快了追赶步伐，表现出较强的收敛趋势，但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还存在障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产业政策、竞争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甚至对跨地区并购活动与投融资活动施加不当的行政干预。一些地区在税收、用地、物流、政务、公共服务等营商环境方面还存在不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压力较大、活力不够，创新动力不足。

 

逆全球化趋势对我国超大规模优势带来严峻挑战。尽管我国拥有完整的超大规模制造业体系，进出口贸易总额高企，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中地位仍然偏低，我国通过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融入全球生产、贸易、流通网络中，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当前，“逆全球化”、“去中国化”暗流涌动，给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冲击，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十四五”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不断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政治经济博弈更加复杂多变，如何抓住“十四五”这个重要的“窗口期”，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过去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进一步暴露的时期，同时又是国际环境变化和全球疫情冲击带来新的风险应对的关键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继续升高，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加重，居民偿还住房贷款和消费型贷款压力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日益突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房地产风险仍然存在。

 

从全球范围看，金融脆弱性上升，跨境风险交叉传染事件增多，全球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股市危机等金融危机的概率显著升高，我国在开放条件下防范输入型风险任务艰巨。随着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技术风险引发的金融风险隐患明显增多，产融结合、跨业经营的风险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因素事关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金融具有“双刃剑”的特征，如果风险防范不好，就会给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