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将进一步体现。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首先是由我国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决定的。截止2019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量为14.0005亿人，占全球人口数量的18.4%。主要经济体比较来看，美国的人口数量约为3.27亿人，欧盟为5.13亿人，日本为1.27亿人，东盟为6.54亿人 。超大规模人口数量意味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群体。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92亿人，占到全球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比美、欧、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分别为2.14亿、3.31亿和0.76亿人 。尽管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4年以来已经处于下降趋势；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到2030年，我国20-50岁（即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的青壮年人口数量将达到6.12亿人，其中20-40岁（即九零后和零零后）的青年人口数量为3.90亿人。这些人群成长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高速增长期，受教育程度高，是互联网等新经济时代的原住民，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为我国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使我国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后起之秀，一代更比一代强，必将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长期趋势看，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储蓄率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008年达到高点52.3%以后开始下降，但目前仍高达46%，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分类标准，中国目前属于中上收入国家，而我国储蓄率高出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为32.2%）14个百分点，对于经济长期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强化。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万亿元，按照当年1:6.9的平均汇率折算，相当于5.9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5.46万亿美元的零售总额，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98万亿元，完成货物周转量共计194045亿吨公里，日均快递达2.6亿件。

 

宏观数字背后是更多具体、鲜活的行业案例和微观故事。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第一大消费国。例如，在汽车和住房等大件消费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2019年全国汽车销量达到2575万辆，占到全球汽车总销量的28.5%，大幅高于北美的2087万辆和欧洲的1970万辆。201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5.97万亿元，销售面积达到17.16万平方米。

 

又如，春节等节假日期间动辄数以亿计的人口出行量一方面表明了我国超大规模的客运交通运输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交通运输体系超复杂、超强度承载能力。以2019年春运期间为例，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其中铁路系统发送旅客量超过1000万人次的天数达到23天。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地铁客运量均位列全球前五，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2019年北京地铁工作日的日均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达到1327万人次，上海和广州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也分别高达1063万人次和907万人次。

 

再如，跨境出游人数和跨境消费，我国都是全球市场的第一大贡献来源。201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中国人2018年在境内及境外的奢侈品消费金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贡献了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奢侈品增量市场的超过一半。此外，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达到1451万桶/天，占到全球总消费量的14.4%，与欧洲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基本相当。高达7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快速增长是促成中国消费规模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孕育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按照同样的标准（三口之家年均收入10-50万元人民币），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分别约为2.1亿、1亿、8500万人。换言之，按照该标准，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已经大致相当于欧美日的总和。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测算，到2035年前后，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望实现倍增，达到8亿左右。

 

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也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支出结构呈现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典型特征——居民消费率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53%下降至2010年的35.6%，降低了17.4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的总体消费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超过65%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点48.5%。尽管消费率自2011年起开始逐步回升，但仍然明显偏低：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9.4%，总消费率仅为54.3%，这两个数字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消费率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赋予的新技术涌现、广泛应用场景等创新迭代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有重要体现。首先，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概率。人口基数和经济实力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两个基础性因素。自主创新条件下，人口基数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事科技研发的人数就越多，新发明新技术涌现的概率就越高。创新成果越多，内部市场分享面越大，而且可以不必过分追求各个主体的研发投入比例，计算研发总量就有意义。我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但拥有的公共产品规模，包括大型科研装备等，与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相比是不差的。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长，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0.89%上升至2019年2.19%。“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列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定量目标。

 

尽管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我国目前的水平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例如，2018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83%，日本为3.26%，德国为3.13%，OECD国家平均为2.40%；但从研发投入金额的绝对量上看，我国2019年研发经费共计21737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再如，从全球经验看，创新型城市往往出现在人力资源集中、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如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印度班加罗尔等。这些城市主要受到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并对周边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可以形成创新性区域经济，对一国高端创新有较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科技论文发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字，2019年全球共申请了26.58万件PCT发明专利，其中中国申请58990万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发明专利的第一大申请国。在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视听技术等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均处于领先地位。2018年，中国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为599386篇，位居美国（683003）之后，但已远超过排名第三第四的英国（211710）和德国（180608）。从论文被引用次数来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但仍居于第二位。以代表顶尖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的“自然指数”来衡量，中国2019年的得分为17724，相距美国（28330）亦具有较大差距，但远高于紧随其后的德国、英国和日本。

 

其次，超大规模市场还为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大多数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或应用人数的增加而降低。这一点在制造业领域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均有明显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量产和技术迭代创造了有利环境，正因如此，特斯拉等电动汽车企业愿意到中国设厂。在服务业领域，高达12亿的互联网网民数量和超过11亿的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规模，为各类电脑和手机应用（APP）的开发、试错、快速成长创造了有利环境，不仅使得中国诞生了诸如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企业，而且还催生了字节跳动等新一代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创新性和引领力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在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中，可以容纳更多的大企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超大规模市场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产业配套完善，也为高端科技设备“备胎”提供了充分的开发、试验空间。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普遍实行技术备胎计划，正是依托了巨额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其他产品利润支撑和广泛的业务应用场景。市场规模不大、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很难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技术备胎研发。

 

数据表明，近年来全球创投市场的重心正在逐渐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东南亚经济区域转移。根据《2019科创独角兽研究报告》，截止2019年6月全球共有452家“独角兽”公司，其中来自中国的公司数量达到180家，与美国（179家）相当，成为全球孕育科创企业最活跃的市场之一。2019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本土创投基金的募资规模达到391.68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创投基金的募资规模（370.51亿美元）；而从投融资事件数量及总金额来看，2015-2018年，中国均高于美国。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几乎从零起步，从单一结构走向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金融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国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对金融市场规模扩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如果金融过度发展或脱实向虚，必然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一旦酿成了金融危机，更会严重伤害到实体经济；但如果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是适应的、匹配的，能够最大效率地转化储蓄为投资，促进消费扩大，两者就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宏观杠杆率，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美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发达的金融市场，股市市值与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重超过400%，对于支撑其庞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信贷余额超150万亿，居全球第一位；股票市场市值超60万亿，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近100万亿，均位居全球第二位。

 

二是中国金融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样的投资者群体。以A股市场投资者为例，截至2019年末，投资者数量达15975.24万，较上年同期增长9.04%，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高达99.76%。从机构投资者看，经过多年发展，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群体不断壮大，公募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资管机构、QFII等多元化、多层次的机构投资者竞争合作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三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随着居民收入增长，财富管理需求和资产配置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四是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海外资金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我国率先走出疫情，率先恢复经济，金融市场表现出较好韧性和较强活力。而海外疫情持续扩散，无限量、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透支了政策效力，普遍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更使得金融资产收益率大大下降。相比之下，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稳健性、收益性优势便凸显出来。今年上半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在20%以上，反映出海外机构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上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内部的地区收敛效应将进一步显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蕴含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机遇。超大规模市场内部较大的区域差距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机遇、韧性和活力，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独特优势，是其他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

 

一方面，我国10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圈达到24个，都市圈、城市群可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较大的区域差距为产业转移、梯度发展，以及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制度型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下降，一部分中西部地区完全有条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使得我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虽然地区差距大并不能自然促进增长，但不同地区之间潜在增长率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差异，为各地区你追我赶、竞争合作、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潜在增长率高的地区就可以实现更快增长，生产力可以实现较多提升，资源配置会更加平衡与有效，从而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超大规模市场内部区域差距还存在对冲效应。一些地区发展滞后了，发达省市可以对口帮扶，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也可以流动到发达地区，获得更高收入，这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有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而其他中小型经济体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收敛效应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说越落后的地区发展潜力越大。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禀赋优势有差异，潜在增长率也不同，如何精准发掘区域优势、释放增长潜力是落后地区实现收敛效应的前提。过去二十年不同省份的发展经验显示，一些落后地区实现了快速追赶，而另一些地区仍原地踏步甚至更加落后。造成这种区域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不能否认落后地区的追赶潜力和收敛效应，关键是创造条件，精准发掘并释放增长潜力。

 

2019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北京（2.38万美元）、上海（2.28万美元）、江苏（1.79万美元）。人均GDP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甘肃（0.48万美元）、黑龙江（0.52万美元）、广西（0.62万美元），尚不及哥伦比亚、利比亚、秘鲁等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水平。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即1万美元的省份仅10个，占三分之一；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仅相当于北京市的五分之一。不同地区之间金融发展和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同样很大。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是实体经济三大融资来源， 2019年银行贷款及股权融资最多的省份为广东省，三分之一省份不到广东的十分之一；债券融资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市，其债券融资规模超过了人均GDP排名后十四位所有省份之和。上市公司群体基本上汇聚了各行业最优秀的企业代表，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从3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分布情况看，广东、浙江、江苏分别以649、470、442家上市公司位居前三位，合计占比40%，上市公司数量不足50家的省份达12个。如果考虑海外上市的情况，省际差异会更大。

 

较大的地区差异蕴含着增长潜力，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潜力释放、产业转移升级、国内贸易增长的过程。以邻省安徽和江苏为例，2010年前者人均GDP仅占到后者的37.9%，而2019年这一差距已缩小为47.4%，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安徽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从第14位上升到第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