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期“原子智库”分享蔡昉先生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8月22日在青岛举行的第六届“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探讨“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一窥政策风向。

 

 

蔡昉认为，基于老龄化等一系列原因，全球长期停滞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在此背景之下，随着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数下降的转折点、外需的趋稳、高投资率的不可持续，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并且，“这应该也是我们促进双循环政策的重点”。

 

而对于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持改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蔡昉的建议是：十四五期间，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共同发挥作用。

 

 

我谈一点儿理论思考：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做了一个重要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一般把这个概括成“双循环”政策，但是应该注意，总书记讲的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简单经济循环问题，还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探讨好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是不是能够得到持续。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全球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即我们当前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样？

 

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教授都承认，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我们国家学者们没有太过度关注它，原因我稍后会讲。现在是我们应该重新来关注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个新常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新的环境是什么样。

 

在去年《财经》年会上，朱民行长与格林斯潘主席有一个视频对话，内容在媒体上传了很长时间。

 

在这个对话中，第一，格林斯潘提到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二，他把全球停滞的问题根源归结为老龄化——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当然，他主要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包括美国的老龄化。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对。

 

第三，作为具体的原因，即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停滞，如何能够阻止这个长期停滞，我觉得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他前面做了正确的“诊断”，但是在“开药方”的时候，他说问题出在社会福利支出太多，说美国有大量的家庭，都是从联邦获得种种社会福利补贴——他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全球停滞。解决的办法，当然是要遏止这类支出的增长。

 

最后，他也讲到中国老龄化在加剧，相应的福利支出也在加快，这些都会挤压储蓄，导致投资不足，最后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更多增加公共开支，不要像美国那样把过多的钱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

 

他指出了全球病症，但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开错了药方。其实就美国来说，他的药方也未必开对了。

 

斯蒂格利茨教授说，美国的社会保障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因此，斯蒂格里茨应该是否定社会福利支出是长期停滞问题根源这个结论的。

 

大家先看下面图1显示的全球老龄化，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符合一般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通常会提高，因此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老龄化速度同样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未来还会进一步加速。

 

如果再进一步展望的话，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长期看，也同样会重复这种老龄化的趋势。全球老龄化是一个趋势，这也是全球的一般规律，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图1 全球老龄化趋势

 

由于老龄化问题，经济增长（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都会减弱。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储蓄便持续地大于投资意愿，相应就导致了“三低”：

 

首先是低通胀率。最近有很多人说新冠肺炎之后，整个全球经济问题的趋势会变化，会结束长期的通缩状态，会有通货膨胀。我不太相信这个判断。因此，也很高兴斯蒂格利茨教授刚才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

 

第二是低利率。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看利率，这里（图2）显示的是几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贷款利率，世界银行的数据。

 

图2 各国真实贷款利率

 

第三是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就是这个趋势，随后又加强了。

 

以“三低”为代表的这种长期趋势，是从美国发起的，波及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说的长期停滞。需要讨论的是，长期停滞是不是还在继续，以及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今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新冠肺炎疫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斯蒂格利茨也讲到，美国不会有V字型复苏。大家用各种英文大写字母来表达对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甚至把耐克的图标也拿出来比喻。最近我看到一个特殊的图标，可以借用一下。这是《金融日报》的资深财经记者Gillian Tett提出的，当年她学英文速记的时候，学到“银行”（bank）这个词的速记符号，就是图3中的这个样子。她用这个符号提出一个可能的复苏轨迹。

 

图3  回不到原点的复苏轨迹

 

我借鉴这个图形的用意是什么呢？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不会期望一个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十分慢，以至迟迟不能复苏，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U字型的复苏。然而，可能复苏在半路上就夭折了，经济增长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原点上，由此开启一个更新的常态。我想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

 

我们根据非常浓缩的历史经验，所有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而缓慢的，然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会诱导出一个突然的加速，渐进性由此变成突变性。全球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

 

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调整乃至断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将在一个更不确定的环境中。

 

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深重。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和外部环境。

 

 

再来看中国经济状况。我们当然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然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我们自己的长期变化趋势。中国也在发生老龄化，而且更严峻一些，因为我们叫做“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构成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者基础因素。

 

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萎缩。

 

这个年龄组人口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这是生产型人口。如果这个年龄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正如中国2010年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就会影响到国家的GDP潜在增长能力。

 

首先是劳动力短缺；其次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以后，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第三是资本替代劳动力速度过快，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最后是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少了，转移速度慢了，导致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善速度下降，生产率则不会像过去提高那么快。这些因素放在生产函数里，就会得出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的结论。

 

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图4）。

 

图4 中国人口的两个转折点

 

过去我们没有关注的是，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的从正到负。

 

根据现在大家的预测，大约在2025-2030年之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这不是我做的预测，而是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大体上就会落在这个区间。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来，而且不会太久。因此，我们说很快就面临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从正到负。

 

这个转折点带来的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国家的经验，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国家有20个。这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上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一定是差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那个年份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滑。

 

总体来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与全球长期停滞相关的问题，即总需求的不足。

 

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增长速度下行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需求因素导致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经济增加下滑的速度就很快、很剧烈。

 

图5显示的是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后，人口红利消失以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时，我们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后来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吻合的。

 

这个高度吻合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第二，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在增长率。因而中国经济没出现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长期向好的。这个变化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一种趋势，所以从那个时候至今，我个人的研究关注于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因素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需求侧的制约。如果这会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不能实现，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节奏就更快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国内循环为主、打造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为了挖掘需求的潜力。

 

图5 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因需求因素的制约而实际增长不能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情形呢？回答是肯定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日本银行（央行）每个季度都计算一个GDP的潜在增长率，事后也统计到一个实际增长率。以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把实际生产的产出增长速度，减去生产能力可以达到的速度，得出的差额就叫做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差额是负的，说明实际增长没有达到潜在能力，是不希望看到的情形。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延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在当年第四季度实际增长率还大大高于潜在增长率，增长缺口为正值。接下来随后就越来越往下掉。大概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一季度，绝大多数年份产出缺口都是负的。也就是说，这些年在多数情况下，日本经济增长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

 

大家还应该知道的是，日本计算的潜在增长率其实非常之低。也就是说，即使在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日本仍然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可见这种现实是存在的，值得我们注意和吸取教训。

 

 

 

我们来看一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三驾马车”中各种因素的状况是怎样的，也可以说如何看待我们的需求因素，与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需求因素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先看外需。

 

如果简单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感觉会遇到一个悖论：大家会看到，去年外需的贡献——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为11%，而过去多年都是负的。我们的外需是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

 

由此，我们看到，外需已经是负的了，不重要了吗？这是一个疑问：外需是不是就不重要了。

 

第二个疑问恐怕更荒唐，有人会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外需的贡献，只需减少进口就可以了。这就得出一个重商主义的结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需求贡献因素，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统计指标体现的统计概念转化成经济学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对外经贸大学吴珍倩等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在1995-2011年期间，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可以高达22%。而按统计数据来算，同期外需的贡献率只有2.5%。我所引用的这个重估数据的具体数值及其准确度并不重要，但是这个研究体现的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外需仍然重要。

 

因此，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和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脱钩。

 

三驾马车的第二个因素是投资。

 

应该看到，中国投资需求的一个趋势，必然是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高速增长时代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的适用性，当然也就影响投资需求和投资的贡献率。

 

第三，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即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还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可能保持以往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长期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趋势。

 

三驾马车的第三个因素是最终消费。

 

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低很多。从世界银行关于投资率（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看，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而从我们自己的数据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百分点）近年来是降低的，而对GDP增长贡献份额（百分比）稳步提高。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0%——城乡居民分别占78.2%和21.8%。很自然，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这应该也是我们促进双循环政策的重点。

 

 

促进居民消费靠什么呢？当然是要靠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三个要点，分别是：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从收入增长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在不同时期，孰快孰慢，不尽相同，在过去更多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一些。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增长。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超前，对于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做出了贡献。未来，我们必须至少保持两者之间的同步，否则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提高。

 

从收入分配来看：图6中显示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占户数20%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之比，以此表示收入差距趋势。其中自下而上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以及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

 

图6 五等份中最高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比率

 

总的趋势是，每一个收入组的收入都在增长，反映了整体和各人群收入水平提高的效果，但是，各人群相对改善的速度还不足以消除差距。因此，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改善收入分配。

 

我们过去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居民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非熟练劳动力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下一个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关键点就是再分配。

 

从图7中可以看到，波动的曲线是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的排列方式是按人均GDP从低到高进行的。

 

图7 基尼系数缩小的根本办法是再分配

 

把每个发展阶段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一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到15000美元人均GDP的阶段上，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

 

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大家提出很多假设，其实这里面也没有那么复杂的道理。唯一的道理就是，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

 

平均而言，再分配把OECD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缩小了35%。中国2019年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万美元，“十四五”期间应该跨过人均12000美元这个高收入门槛。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改善。

 

（本文转自“经济学家圈”，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