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联合国提出了一种普遍的、以人为本的、相互依存的和早期预防的“人的安全”概念，包括经济、粮食、卫生、环境、个人、社区和政治安全七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则在国际层面上提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两者都体现出对生存权的重视，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在价值理念上高度一致。面对不分国界的病毒，各国人民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合作抗疫的关键所在。

 

全球卫生问题将整个人类连接在一起。全球化让世界各国变得越来越近，而引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微生物也随之跟进。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是导致人类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流行往往会产生极其广泛的政治经济影响，公共卫生治理自然也不能独居一隅，超越国与国的边境，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前进是大势所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流行远比人们想象的迅速和广泛，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均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普遍受重大影响。爱丁堡大学公共卫生学者戴维·斯里达尔曾指出：“在21世纪，仅为特定和已知的疾病或病毒做准备，已不再是保护全世界公共卫生的合适策略。”不幸被他所言中，新冠病毒以一种“新型”“致命”的姿态来临，打得人措手不及。这种困境让各国逐渐意识到，全人类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世界正处在同一个全球抗疫的大局之中。

 

全球抗疫依靠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然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具有典型的外部性。重大传染性疾病高度考验着各国的卫生治理体系和能力，但是各国经济政治各方面差异巨大，卫生治理能力亦相当悬殊。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卫生系统相当薄弱，甚至不具备基本的防疫能力。因此，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世界卫生组织是最重要的国际卫生机构，也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卫组织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其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引人瞩目。它为世界提供的卫生公共产品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关于重大疫情信息的专业研判；二是对疫情传播状况的权威通报；三是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的研发推动国际合作；四是为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在以上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是独一无二的，为全球抗疫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

 

全球抗疫依靠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事实证明，面对重大疫情，各国之间的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是抗击疫情最好的办法；反之，相互推诿、彼此指责，不仅贻误抗疫最佳时机，而且还阻碍了抗疫的组织效能。早在19世纪，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一些国家就开始要求入港船只必须出示卫生证明，提供在出发港的检疫信息以及航行期间的疾病信息。随着20世纪通信技术的重大进步，为控制疾病传播而建立的监测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全球范围内疾病监测系统的建立意味着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合作，病毒的跨国传播情况也能被更加精准地掌握。此外，重大疫情暴发后需要各国专家通力合作干预，各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研究实验室对病毒的深入研究更是少不了专业的合作来支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充分展现出积极的国际合作意愿并付诸行动。

 

全球抗疫依靠大国担当。国际卫生援助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发展银行、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医药公司等行为主体。其中，国家无疑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间的双边捐助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卫生援助的最主要形式。约百分之七十的官方援助都是通过国家之间的直接捐赠进行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不仅向发展中国家支援了大量物资，而且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国内防控和救治经验。比如，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分享了抗疫经验和医疗技术，同21个阿拉伯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向8个阿拉伯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抗疫，向5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及时向非洲多国派出医疗专家组投入当地抗疫行动。7月底，中国商务部与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国援建非盟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总部（一期）项目实施协议网上签约仪式，中非友好医院和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帮助非洲提升疾病防控和应对疫情能力，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大国的行动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举足轻重，如果大国之间能相向而行，勠力同心，共同肩负起抗疫之责，那么全球抗疫的胜利才有可能更早实现。

 

（作者：冯峥，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