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可知，参与全球分工、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国都获得好处、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之道。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中间，既有某些国家的人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大关闭”的因素。

 

第二，中国“内循环”有自身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小国基本上没办法、也没有条件来重建自己的循环，只有中国可以。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

 

第三，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必须进一步调动企业这一主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跻身全球第一方阵的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我国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总之，这个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第四，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若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指标，则情况不容乐观。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60%以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应当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GDP的40%，是需要从对外循环转型为对内循环的；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70%、80%！需要转移和被替代的规模如此之大，绝难一蹴而就。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作者|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