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0年中国经济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双循环”演进形成呼应，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

 

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扎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

 

 

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

 

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

 

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详见附图），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

 

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详见附图）。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详见附图），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第二，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第三，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

 

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