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我国应强化和培育更多具有全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对目前已具备优势的产业链，包括5G、高铁、电力、冶金、建材、机械、造船、家电、轻纺等，应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技术提升工程，以加强和巩固国际领先地位。对于其中的堵点和断点，如芯片、光刻机、系统操作软件、特种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应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一批紧密合作的产业联盟，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力求尽快突破，以巩固我国在全球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

 

对于目前尚未形成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链，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产业链，须抓紧布局。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有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如核聚变、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等，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经费和强度，力求突破创新，抢占全球制高点，争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盛朝迅：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窗口期，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全力做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作，夯实制造强国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

 

高度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先进装备等影响产业竞争格局的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相关领域的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短板，积极打造战略性和全局性产业链，培育壮大形成新兴优势产业集群。一方面，聚焦有限目标，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另一方面，对于绝大部分科技和产业创新项目而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支持企业主体按照市场化运作产业基金方式推动。突出先行示范、效率优先，依托深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和华为等龙头企业重点突破瓶颈制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我国应有效提升价值链，增强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一是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层级。我国之前主要是通过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经济利益微薄。欲推动价值链升级，就要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向技术专利核心进军，锻造“自身硬功夫”，以技术实力在全球布局关键产业。二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层级。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实施新技术改造工程，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三是继续加大力度降低制造业产业链成本。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能源等制度改革，释放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市场活力，降低各类要素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