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全球经济衰退的事实，其最终效果还取决于疫情走势和各国实体经济的恢复情况。在当前疫情持续蔓延，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不排除各国继续强化针对银行体系的逆周期调控政策。

 

面对疫情冲击，在积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中国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如对受疫情冲击还款困难的客户进行展期，针对小微企业推出再贴现和再贷款政策，阶段性下调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下调金融机构存放中央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等。未来，可借鉴全球银行业相关经验，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大银行体系逆周期调控力度，促进银行业功能发挥，更好地配合财税货币政策，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复苏。

 

一是优化资本监管政策。可考虑适当放松 2.5%的留存资本缓冲要求，鼓励银行利用留存资本缓冲吸收损失或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强化对银行分红派息行为的监管，对分红派息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等指标应做严格要求，促进银行内源资本积累。推迟部分影响较大的资本监管政策的实施，如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等。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通过优化 TLAC 政策的实施条款，降低中资 G-SIBs 的资本合规压力。简化银行资本工具发行流程，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境外发行资本工具的税收成本，扩大优先股、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工具的投资者范围。加大直接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功能的发挥，分担银行业信贷投放压力，缓解银行机构的资本补充压力。

 

二是调整流动性监管要求。可适度放松部分城商行的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充足率、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要求。通过差异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水平。适度加大针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借贷便利规模。考虑加大在担保、超额准备金利率以及利率水平方面的优惠力度，引导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通过压降信用溢价的方式，降低中小银行的融资成本。适度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计入 HQLA 的比例，适度扩大 HQLA 范围，降低银行持有 HQLA 的风险权重。

 

三是优化拨备监管政策。构建可量化的逆周期拨备调控框架，在银行盈利下滑、资产质量压力上升的背景下，适度降低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允许实施IFRS9 的金融机构采取更灵活的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缓释 IFRS9 前瞻性拨备计提政策。对尚未实施 IFRS9 的非上市金融机构，考虑通过设置过渡期的方式缓解 IFRS9 实施对盈利、资本产生的侵蚀效应。考虑给予受疫情影响形成的逾期资产差异化的资产减值计提政策，减少拨备占用。考虑增加贷款减值准备税前抵扣的比例，加大拨备计提的税前抵扣力度。

 

四是提高问题贷款的处置效率。扩大批量及单户转让不良贷款的受让人的范围，允许社会投资者参与。统一不良贷款认定标准，制定不良贷款核销实施细则。简化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程序，适度扩大商业银行债务减免自主权， 对符合条件的小额不良贷款可免于司法程序，减轻金融机构贷款核销成本。根据区域风险及风险爆发特点实行差异化或专项核销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情况，明确差异化政策适用区域及时限，促进高风险地区不良贷款的及时核销。推动不良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不断提升对不良贷款包估值、评级和定价的专业化能力，对发行不良贷款 ABS 予以政策优惠。继续推动市场化债转股，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升“降杠杆”积极性，按照市场化风险共担原则合理确定转股价格，确保转股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支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大不良贷款收购处置力度，合理确定差异化的处置目标，提升处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