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郑新立、刘元春、王一鸣、李稻葵、毛振华、黄益平联袂探讨。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自2008以来，我国已产生了一套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经验——即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08-2016年之间，我们选择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政策取向；2016年发生了重要转向，转为了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这一外生冲击使我们对主要目标进行了再调整，重新把稳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疫情的爆发使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取向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

 

刺激政策为中国经济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会，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受到的冲击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也采取了大体相似的量化宽松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启了“债务—投资”驱动的模式，以稳增长为核心，在增量中解决问题。在出口受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国内消费和国内的投资的“4万亿”刺激政策。刺激政策从第一天起就在争议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这个时期恰好是奠定了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的时期。2009年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们成为了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我们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完成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重要的转变。所以中国的经济地位正好是在别国衰退的特殊时期建立起来的。

 

刺激政策实现这一效果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首先，如此大的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些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尽管使用债务的方式获得了资金，但实际上获得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变了市场里面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比例关系，这是与过去改革路线图上相违背的。同时，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也使得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债务结构进一步恶化。所以，现在我国债务总量仅次于美国，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来看，各个部门轮番加杠杆，使得全社会的杠杆率上升。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过了连续26个季度小幅下调后，经济增长探到“L型”底部，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长期的稳增长政策，杠杆率不停地攀升，社会资金和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政策的边际作用也不断下降。2016年中，我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提出：当前形势下政策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通过梳理政策历史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

 

双底线思维是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其关键在于处理好稳定增长、防风险的辨证关系。双底线思维具有中国特色，有助于丰富发展经济学、反危机理论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与应用。以双底线思维再来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能很清晰地看到这段时间是防风险为主还是稳增长为主，并可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组合规律。

 

政策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外环境变化的相机抉择。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转向防风险的重要的转换。2016年到2018年，在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影响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调控趋严，房地产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尽管我们执行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政策效应非常明显，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和非常实际的基础资料，我们未来做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够做进一步细的解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到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

 

稳增长、防风险的调整与转换是双底线思维的具体应用，丰富了双底线思维的内涵。那么哪些是与稳增长政策相适合的工具箱？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依托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它的债务的进一步发生和蔓延，同时坚持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疫情冲击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GDP出现自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自1992年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至2019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未低于过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增长低点也都高于6.4%；2020年一季度负6.8%的增速前所未有。

 

疫情全球扩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疫情全球蔓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同时，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重新回到了“稳增长”的路线图上？实际上，我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而中国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再度存在“错峰发展”、全球影响力“衰退式上升”的机遇。但是稳增长同时注重结构性的调整与优化，不能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