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引起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常态化改变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给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了新挑战。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赶超的目标。国内外学者对新贸易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问题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近年来该领域涌现出一些新观点和新方法，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深化和地位提高，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制造业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进口对美国就业、福利的冲击。大卫（David）等抛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论断，强调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工业品对美国同类行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首次定量分析了中国进口工业品的竞争导致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平均工资水平降低的幅度，并认为就业机会减少导致美国失业救济增加，加剧了财政负担。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支持，如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发现，在考虑上下游的产业关联后，1999—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进口导致美国损失了约200万个就业岗位机会，占同期总就业规模降幅的30%以上。这些研究都为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打下“理论基础”。

 

当然，这类中国制造“威胁论”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相对规模的萎缩是国际分工和产业演化的必然结果，国际分工促进了比较优势和就业机会的国际转移，而非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抢占；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萎缩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稳步提高，从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反而快于其他部门[5]。还有研究认为，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在转型为服务业企业之后，依然保留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中附加值最高的业务，因此无需对制造业相对萎缩感到过分忧虑。

 

基于中国制造“威胁论”，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7]，试图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尽管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位置依然落后于美国，但在过去15年间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在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开始能与美国正面竞争。杨飞等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美技术差距缩小、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政治游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其本质是两国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竞争上的“角力”。

 

于畅 邓洲 发表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