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营造专业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过去中国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发明的“产业链招商”等灵活办法，为外资提供上下游配套的“溢出”效应环境，这为地方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入经济全球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外资进入产业链集群，加强了它与中国经济的内在联系，是这次中国全球产业链能够具备一定抗击疫情风浪的重要保障，也是未来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成为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虽然现在全球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有松动倾向，但是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拥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进入产业链集群。过去放管服改革是为了降低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的营商成本，未来，我们必须为外资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强大的专业化服务，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需要能够为其提供知识技能密集的专业化服务环境，如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提供大学人才培育、IDC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条件。

 

第二，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的研发投入等手段，实现实施“技术补链”战略。现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嵌入GVC的低附加值产业集群，都是靠拼价格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而高端的技术密集环节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从降低对外依赖、提升集群供给能力、形成完整的集群产业链的角度，这些全球产业链集群都应该加强对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研发突破。中国企业供应链的全球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供应效率是否领先，产品质量是否可靠。在此意义上，强化供应链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把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各产业集群中的政府机构牵头，一方面按照扬长补短的思路，在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集群关键技术和环节的缺失和瓶颈，同时另一方面要用好国家花费巨资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掌控人的信息，做到有的放矢的招商引技，或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策略。

 

第三，以改进收入分配、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等手段，来实现“市场强链”战略。中国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出口导向型的，利用的是西方提供的市场。当今逆全球化趋势的国际环境使中国再继续维持这一战略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大规模市场的逐步形成，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可能需要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来逐步替代出口导向，即未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的形式，可能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具体思路是要把现有的GVC与国内价值链（NVC）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与循环，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集群成长的强大因素。衔接GVC与NVC联系的主要措施：一是利用内需吸引力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战略而不是闭关锁国，不仅要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的科技和知识，而且要争取把中国的创新产出成果与世界分享；三是要从根本上改进国内的收入分配结构，均等劳动者的各项权利，解决全体国民消费的后顾之虑，使人口规模决定的潜在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以鼓励并购重组、基于集体行动等手段，来实现“组织固链”战略。我国很多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在组织特征上，往往呈现出分散化、无关联趋势，集群中的企业虽然较多但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产业集群往往不是自然生长演化出来的，而是政府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打造出来，企业经常是邻近空间集聚而不是按照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耦合和聚合。这使中国全球产业链集群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因缺少实力和组织而缺少协同，往往压价竞争和过度竞争。实施“组织固链”战略的主要办法，就是要以集团行动的方式获取正外部性，按照集群对集群的竞争思路，一是从纵向上企业之间的固有技术经济联系看，要对集群内处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或业务整合，用产权联系形成紧密的纵向一体化大型企业；或者用外包合约方式，形成业务上具有紧密联系但产权上具有纵向非一体化的特征的企业群体。二是从横向上企业的产品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角度看，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办法引进不同类型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企业来集群集聚，以便相互竞争和相互学习，提升集群的发展水平。三是可以按照集群企业加入GVC的类型，全面引进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买家”或“链主”与集群内企业链接，使“链主”之间产生一定的选择和竞争供应商效应。一般来说，美日欧三类跨国企业大卖家由于文化差异和习惯不同，对于GVC治理的模式和风格是相差很大的。利用这些差异把它与集群内企业很好地衔接，会形成良好的垄断竞争效应。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