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从相对微观、理论层面的三个方面谈到了对于这个话题的看法。  

 

一是介绍了前两年，在国内没有确定的数据规范以及数据市场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的乱象以及早些年的“数据原罪”，在去年的大数据行业整顿，相关规则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被曝光出来。陈文指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基础设施尚未建成时，大数据公司面临着模式选择的问题。大部分公司选择作为中间商采集数据，并在采集过程中进行数据加工，因此出现了数据获取合规性的问题。陈文认为平台化模式是解决数据来源合规性的有效方案，即数据的产生者（如个人等）产生数据，基于数据交易平台授权给数据的终端需求者企业使用。但这一点目前在国内较为罕见。

 

二是从三个方面谈到数据要素发展的障碍。第一是认为在数据共享方面需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指出目前政府的角色不清晰，各地新设的地方大数据管理局的协调能力有待加强。第二是在数据定价方面，指出目前的一些研究和定价方法的可操作性低，实际应用价值不大。认为当前数据被提升到要素层面，需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所创新，以进一步解决数据定价问题。第三是在数据治理方面，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增量数据如何确权这一问题更为重要，同时提出如果进行源数据隔离，无法充分发挥数据“1+1>2"的价值，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应当提高数据匹配效益，这里面需要技术的持续创新。

 

三是谈到如果数据资产要素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与价值，国有资本应当加速进入大数据行业。但也需要根据数据在现代经济体中的定位做一些深入探讨，数据是否足以上升到土地要素的地位或者石油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如果数据是数字经济命脉，国资的介入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值得思考。同时，陈文认为个人数据供给存在非常明显的外部性问题，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数据供给过度，需要政府予以干预，干预方式应当予以创新，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可以考虑设置受损方的补充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