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要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建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输出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继续让美国稳稳地保持住全球化头羊的位置。当前比较活跃的国际资本大多来自欧美日，如果欧美日三方从战略上联手全球供应链再配置，将会对制造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举措会给市场传递不良信号，影响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这将对我国未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当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沃尔玛来自中国的许多商品位列征税产品清单中，关税几乎可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这部分产能由于技术与资本门槛低、供应链条短，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是大概率事件。资本逐利，国际资本必然会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只是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出中国的步伐。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的5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2017年，特朗普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英特尔、惠普、IBM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本土，此外，其他大型跨国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中国的海尔、富士康等，也先后决定在美投资建厂。高端供应链上游能够自发地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所以说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没有布局高端供应链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能力引导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国家出手，“举全国之力”投资高端供应链，辅以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在中国配置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正是我们被欧美所诟病的。但在安全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是发达国家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高盛的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生产成本占 25%~35%，其中 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和最终组装所投入的劳动力成本。如将在中国的iPhone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可见中国本土与美国2017年降低税率后情况相比，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花费几年时间用机器替代人工，iPhone终端的售价也将上涨15%。虽然我们依然有这种成本优势，但是近日苹果公司已将中国加工企业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环节，受迁入国现有供应链布局和成熟技术工人数量所限，会被逐步分流。如果中国没有相应举措逆转这种趋势，这部分供应链会随着此次逆全球化浪潮，逐步搬离中国。

 

除此之外，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有关公共危机应急保障的完整供应链本土配置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使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对应的那部分产能，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