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供应链和供给能力体系的上下游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一或某些环节，只有少数国家具备完整的供应链条。当前疫情叠加逆全球化，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再配置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

 

1.中国当前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在全球化下，主导供应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的要求加入分工，负责零部件生产或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降低了既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在生产能力上的高门槛限制，为能够充当供应链某一（些）环节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融入原以国际资本为龙头的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获得了品牌影响、技术升级、资本积累、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中国出口业绩，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

 

从数据上看，中国加入WTO当年（2001年）进出口顺差额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额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入WTO 19年间累计进出口顺差额是314151亿元人民币，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割舍”；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充足的成熟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都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优势所在。近日，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企业 2020 年仍会考虑增加在华投资。

 

当前，中国早已超越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取胜的阶段。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和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上的贸易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正在悄悄地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在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电力、光伏、通讯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

 

2.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企业自加入WTO以后，积极融入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体系，既拥有劳动密集型低端供应链（下称“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高端供应链（下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与组装（下游参与）。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企业以供应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参与了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出口到美国沃尔玛的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占比中国出口美国的10%。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由于其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等特点，替代性极强。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伴随着高考扩招20年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培养出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提升，已经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升级到中游参与，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组装，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美国处在高端供应链的上游，对本土向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给予各种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对华限制上游核心技术出口，以“卡脖子”的方式遏制中国从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向上游的升级。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的身份参与核心元器件来自国外的高科技产品组装。比如苹果系列产品的iPhone 和 iPad 屏幕玻璃来自肯塔基州，iPhone X 的面容 ID 模块来自德克萨斯州，苹果设备的各种芯片也来自美国本土。苹果只是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放到中国生产并最终完成组装。出于技术门槛对产业工人的受教育要求和供应链条聚集带来的成本优势，该部分供应链短期内要想在全球重新配置，难度较大。

 

不容乐观的是，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所处的位置来看，中国在劳动密集、资本低、技术低、链条短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更多的主导权；而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链条长的高端供应链中尚处于中游、下游位置，缺乏主导权，甚至被卡脖子打压。向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布局的发力点。在疫情叠加逆全球化的全球供应链再配置紧迫形势下，我们必然要经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