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经济运行的真相》近日面市，引来一些朋友的关心和问候。闲聊之际，叙及一些陈年旧事，岁月风云，与书稿内容多少相关，由此提笔成文，聊为一记，或助谈兴。

一顿早饭

2018年元月初，隆冬的华盛顿异常寒冷，一场大雪过后，房顶上、路边、树下都堆着厚厚的积雪。大清早，街上少有人影，偶尔的行人也都行色匆匆，呼着白气。在马萨诸塞大街接近林肯公寓的一间酒店的餐厅里，桌上的咖啡冒着热气，空气里飘散着舒缓的轻音乐。我与几个朋友围桌而坐，一边等餐，一边闲聊着这次华府拜访的见闻和感受。

坐在我对面的帅哥有一头卷曲的长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双目炯炯有神。他一边摇头苦笑，一边感叹：“这次拜访的气氛太诡异了，真是前所未见。美方对中国的抱怨特别多，态度很不友好。”

“也许我们这次遇到的美方官员都是政治任命吧！他们应该不是技术官员，可能也不熟悉对华交往”，旁边的美女秀眉微蹙，一边补充，一边试探性地解释。

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访美代表团的成员，我们早到华盛顿几天，已经先行领教过这次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子的异常气氛。同桌的友人来自另外一个访美团队，刚抵华府，正在闲聊对美国国务院的拜访情况。我们彼此很早就熟识。

我在心底里又仔细回顾和比较了一下这几年随团拜访白宫、商务部等各类政府机构和华府智库的情景，对于他们这次的感受很有共鸣。我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茬，心底里疑惑重重：这次美国人葫芦里到底打算卖什么药呢？一位美国学者前两天的话在我耳边久久回响：“华盛顿圈子里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新的共识已经成形......”

几个月之后，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

带着这次访问的见闻和思考，在贸易摩擦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背景下，我做了几场演讲，并形成了收录于本书的《国际贸易摩擦的由来和前景》一文，其中的文字后来经过了出版社的仔细斟酌和编辑。这些演讲和文字，当时引发了不少网络围观。

从逻辑到真相

《经济运行的逻辑》是2013年出的，与这本书相距差不多有7年时间了。这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过往的研究报告，算是敝帚自珍，对于旁人未必有很大的价值。

《经济运行的逻辑》重点放在分析思路和框架的介绍，侧重逻辑过程，所使用的证据主要是为了支持和验证分析框架，其中的资产重估理论曾经广受关注，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分析流动性的框架，一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用来观察和分析金融市场的基本工具之一。

股票市场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流动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有些时候流动性的影响成为主导市场的因素，这时用资产重估理论来看问题就很简便和顺手。

这本书当年大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2013年5月面市的时候，刚好赶上当时的“钱荒”。“钱荒”是一个标准的流动性危机，我们当时基于资产重估理论对其成因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基本判断，引发市场较大共鸣，也引起一些财经媒体和政策研究者的注意，甚至引来一些陌生小妹的拜访请求。

2018年我们对当时的去杠杆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不少人认为我们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差不多就是“黑嘴”，也完全不同意我们对局面的分析。实际上，当时的情况从资产重估理论来看，其趋势和危险是一目了然的，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经济运行的真相》重点放在对一些重要的宏观问题的发掘和梳理上，侧重揭示这些问题的真相，逻辑和证据是服务于理清经济现象的。书名比较清楚地显示了两者的区别。 

我们在2010年讨论了2011-2020年长期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并估计了其水平，当时这个报告受到很多批评，主要认为我们对长期趋势的看法过于悲观；现在可以用实际数据去验证这些估算。幸运的是中性假设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数据趋势相当接近。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还推算了2011-2015年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水平，解释了其中枢上升的逻辑，还用了一个感性的比喻来表达结论，即“上升的地平线”。央行的几个年轻官员当时对这个想法十分不以为然。

我们在2016年用历史数据验证了这一当时的推算，显示实际结果与推算结论是一致的。

在城市房价、产能过剩、影子银行、贸易摩擦等领域，我们都试图解释这些题目的真相(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提出预测，并基于后来的证据进行验证。尽管不是所有预测的检验都收录在书中，早期的一些判断也曾经出现很大偏差，幸运的是，回头看，多数预测结果与后来的事实倒也接近。

从大水漫灌到恶意做空

可读性和趣味性是这次编选文章时的一个考虑角度和筛选标准。实际上日常工作中，为了与专业背景和教育经历各异的投资人沟通，我们也需要重视行文上的可读性。

2016年初，不少城市的房价开始上涨，引起社会关注。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有位房地产业界的资深专家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与大力度反腐有关系，原因是反腐所到之处，开发商纷纷减少拿地，一段时间以后供应下降，房价出现上涨。

这个逻辑以前大家从不曾听闻，但又觉得似乎能说得通。尽管这未必会是主要原因，但至少是一个有趣的视角。

会后，我们专门收集有关数据验证了这一逻辑，发现它居然真的是对的。这个报告，就收录在书的相关部分。

我们日常的思考方式中，有两个方法深入人心，一个是类比法，一个是阴谋论。面对陌生的现象和抽象的事物，我们习惯于用生活中朴素的经验、鲜活的事例来类比。生动的比喻常常引发强烈的共鸣和广泛的传播。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快速地理解陌生的现象，缺点当然是不准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和误解。

例如我们一谈论货币政策松动就说“放水”，一说大城市房价涨这么高就说是因为货币政策“大水漫灌”。这么比喻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的思考停留在类比上，这其实会妨碍我们对经济真相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再有就是阴谋论。这种方法的解释能力超强，影响力巨大，在事后几乎没有它解释不了的社会现象。阴谋论的解释过程常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可读性非常强，很受欢迎。

比如说，股市一旦出现异常波动，就有分析说这是有人在“恶意做空”，是某些境外敌对势力“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甚至扯到欧洲某些古老的、已经衰落的金融家族。

有位业界长者曾经与我讨论此事，他问道“我们如何区分哪些是善意做空，哪些是恶意做空？”。后来他进一步解释说，恶意做空就是交易员脸上堆着狰狞的笑容，一边用力地敲打键盘，一边恶狠狠地叫喊“去死吧！”。

其实做多、做空都是市场价格发现的过程，不必与道德判断和阴谋分析联系起来。如果有人操纵市场，那监管机构完全可以查处，现在政府也鼓励内部人“吹哨”。至于说有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就更加低估政府的应对水平了。

讨论这些背景，我们想说的是，除了类比论和阴谋论之外，基于合理的经济逻辑和可靠的经验数据，我们对于许多经济现象可以获得更客观、更深入、也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此过程中对经济真相有所揭示。

提高分析能力“永远在路上”

1990年代初，差不多三十年前，我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次钱颖一教授从美国回来，当时他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他拿着简历找到北大经济学院，希望给在校研究生开门短期课程，内容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专题之类。他的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教室常常爆满，我几乎每次都尽力挤到前排去听。

他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新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技术，比如“柠檬”市场模型（即二手车市场模型）、产品差别化定价策略等。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这些对人的经济行为和相互博弈过程的分析和洞察令我们眼界大开，也见识和体验了数学和逻辑推演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下课后，他还常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聊天，这短暂地改善了我们当时颇为困苦的生活条件。

课上课下，他常建议我们有机会尽量去读一读“原始文献”，并给我们开列了一个文章清单。怀揣着将信将疑的心思，我尝试性地去北大图书馆找来一些英文文献。刚开始的阅读经验是很不好的，有术语方面的、英语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数学工具方面的等诸多困难，也缺乏人一起讨论释疑，但慢慢地，我开始觉得有一些收获，开始有一些在教科书和课堂上所无法获得的体悟和经验。

后来硕士论文选题是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当时的一些原始文献在北大图书馆找不到，我就专门跑到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去查找，每次都要用去一整天，尽管很辛苦，但阅读过程带来了思想上很大的启迪和持久的快乐，所以还是愿意坚持下去，并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中间我偶尔发现有本英文杂志很有趣，它的语言幽默中带着嘲讽，对经济时事的评论客观而有深度，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和阅读，后来经济条件改善后就持续订阅，迄今坚持超过二十五年了。这本杂志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人》。

九十年代末我到五道口（即现在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读博士，周小川行长是我的论文导师。他不忙的时候会请我们到银行的小食堂吃饭，席间大家轮流谈谈手头的研究工作，他会穿插评论，提出一些指导意见。

那时我正在集中阅读一些货币传导方面的文献，当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重点谈了谈当时读文献的一些认知和困惑。他认真地听完后没有立即说话，沉默了一下后，他环视四周，逐字逐句缓慢地说：“在你们这些同学中间，高善文以后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他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更坚定了我以后要多读文献的想法。

2007-08年的时候，我受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写一点专栏，当时读者的一些评论都认为我的文章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2008年我有次在深交所演讲，结束后一个“海龟”官员一再对我说，你这可是“美式中文”呀。

实际上这主要是长期阅读英文资料在专业领域和思考习惯方面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细心的读者多少会注意到这一点，甚至在遣词造句中看到《经济学人》杂志文风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