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复工复产和疫情反复之间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很难制定全国统一性的政策，应当在分区分级的基础上，把更多的具体事务决策权交给地方和更基层单位。上级政府做好监测疫情和随时采取补救措施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允许地方政府不断摸索、试错。

 

经济活动主体如何预期未来的疫情发展，对于下一步的经济活动，以及政策干预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企业和居民认为疫情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经济活动很快会恢复正常，那么经济活动将会在短暂的“冻结”状态之后出现报复性反弹。现在房地产企业卖不出去的房子、航空公司卖不出去的机票等许多被抑制的需求、被延后的需求都会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集中爆发，大部分需求都会得到补偿。

 

即使一些需求无法恢复，但如果预算已经留好，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需求增加体现出来。在这种预期下，政策干预的着力点在于防止商业活动的现金流断裂，而防止流动性断裂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政府、银行、企业、员工、供货商等相关经济主体共度难关——可将员工工资水平暂时降低，由政府为员工提供一定数量的收入补贴。银行方面可给予一定利息免征，财政方面可提供贴息，五险一金可暂时免除等。

 

如果认为疫情来回摇摆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那么就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一般反复发作，发展成为人类与流行病的长期斗争，那么无疑多个经济部门将会受到长远影响，一些经济活动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开展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许多商业活动需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流动性问题，而是清偿力问题，是商业模式的生存问题。哪些商业活动能够继续，哪些需要调整或关闭，银行坏账如何处理，这些都会带来问题。在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这要通过分散决策来降低风险，由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尽量稳定总需求，降低恐慌，并设法为银行和企业员工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较快控制住疫情的可能性显然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