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性理论，它说明所有经济体要增长需要有哪些要素、需要经历哪些阶段，而发展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理论，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在增长要素结构上处处落后，市场也已经被竞争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占领的条件下，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快，从而实现“趋同”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特征性问题”。

 

一、有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什么还要有“发展经济学”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只研究GDP的增长，发展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变迁、社会与人文的进步。但其实，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不仅仅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了，已经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了。社会和人文的发展与进步，尽管与经济增长有关系，但更多的属于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不能说发展经济学就是要包涵一切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专注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由“增长理论”去回答的么？为什么还要有一单独的分支“发展经济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提出“华盛顿共识”的人们，就认为一般经济理论存在了，就不需要什么发展经济学了，否定发展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必要（这曾导致一些大学取消了这门课程）。而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如“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没有取得很好的预想成果，更是扩大了这种“无用论”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早期一些研究在方向问题上不是很清楚，也是导致其“无用”的一个原因。

 

发展经济学要想发展，就必须确定自己特殊的核心问题，或其特殊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的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其经济增长。

 

二，“发展的悖论”：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征性问题

 

要说明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有什么区别，首先要想一下“发展”的特殊含义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身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当中，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认知到“发展”这个词的独特涵义。

 

第一，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任何国家，无论是落后还是发达，其经济增长都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需要技术提升和制度改进。但是，落后国家的特点首先就是在这些方面“处处落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因此没有多少人力资本；资本稀缺、技术水平落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增长，就要面对“发达”国家或发达企业的压制，因为所谓落后，是与发达相对而言的，是因为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存在，在对比当中才显得一些国家落后。所以，这时一个贫穷国家或实力弱小的企业要实现增长，就不得不在已经被发达国家“瓜分”了的全球市场上“挤出”一些份额；要花高价钱买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要按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办事；要由发达国家批准加入国际组织，当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比如发生贸易摩擦时，发达国家会用各种手段进行“制裁”、“管辖”，而落后国家没有什么还手的招数……等等。总之，所谓发展，是指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的增长。“Developing country”这个英文词最初也的确是为了给“Backward country”找一个比较积极的替代品而发明出来的。

 

第二，落后国家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只有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才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追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和美国每年人均GDP增速都一样，都增长3%，人均收入差距永远不能缩小，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发展的最终涵义其实是缩小差距。历史上的确有的国家，曾经每年增长5%，但人口增长要有2%，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3%，与发达国家美国每年增长3%没有什么差别，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会扩大），还是处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

 

这就是可以称为“发展的悖论”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

 

三，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与区别

 

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区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适用于研究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都需要拥有物质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这些“增长的要素”，都需要通过要素禀赋的提升来提升收入水平。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般理论的特点是它的理论要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情况，比如技术进步有利于收入增长、贸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改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增长速度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落后国家。

 

而特殊理论，就是指它专门研究一类特殊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特殊理论，就是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在处处不如人情况下还要实现较快增长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一般性的增长问题，还是特殊的发展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判别方法就是看这个问题是否是由“落后”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世界上有更加先进、强大的国家和企业存在，它们的存在导致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举例来说。

 

（1）早年德国追赶英国时，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理论（infant industry theory）。这个理论后来被（正在追赶欧洲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最初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落后国家在有发达国家存在、压得你无法增长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贸易保护，给本国刚刚诞生的“婴儿产业”一个成长的机会，才能长大成人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

 

（2）20世纪50~7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世界二元体系问题，当然也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它研究的是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等无法与之竞争并发展成为早年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基础，只能用资源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换取工业品，而由于发达国家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导致本国发生贸易赤字、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总是处在“中心—外围”（center-priphery）的二元结构当中，发达的越发达，落后的越落后，发展中国家总也追不上去。

 

（3）要素结构（也称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理论，也的确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但是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所以要想实现增长，就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18世纪的英国也缺少资本与技术，劳动力也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搞的工业（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但那时各国还没有一个要素结构差异的问题，只有在后来，世界上的国家分为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的情况下，有了要素结构的差异，才有了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而这当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4）后发优势理论。“后发”（late comer，也称backwardness）本身就是差异存在的结果。如何利用“后发”这个本来的劣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增长，是发展经济学解释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我们后面将着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也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落后国家还很落后的时候，发达国家处处高叫“市场规则”和“市场竞争”，而当落后国家有了一些竞争力的时候，发达国家还会动用国家强力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多次发生（被称为“修斯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难题。只有最发达的国家或一直在前沿的发达国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正因如此，这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于的“增长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

 

（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收支危机、国际援助、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等，凡是有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之后发生的与落后国家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是发展的特征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早期用过的增长手段，不再成为今天落后国家的“政策选项”（limited option），比如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再用殖民地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国家可以像当年那样毫无节制地碳排放，也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特殊命题。

 

同时，也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发展”的问题，实际只是哪里都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增长问题。

 

比如，200年前英国无论是工业化水平，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估计都不如现在的中国高，但英国当时面临的只是自身如何提升增长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只有它到处侵略别人而没有人可以“制裁”它。是不是“发展”问题，要看有没有先进的一方存在。这是一个相对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水平的问题。

 

贫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等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问题，都是现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早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特殊。在某个时点上看，即使是200年前，世界各国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你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人类各民族在最初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后来因地理、气候等原因，有的较快进入了增长阶段，有的则迟迟没有，或者有的出现周期与倒退，差距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增长理论”，其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西欧为背景分析论述各国人民如何依赖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没有技术进步，几百上千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1%（Madison，2001），在生存线上挣扎（战争与瘟疫）。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欧洲工业化早期存在的固定工资（他所说的“必要劳动”）、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后来开始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落后国家往往也会一再出现，所以从基本性质上来说这是一般性的早期阶段增长问题，而不是“后发”的问题。落后国家现在才发生，只因为它们刚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则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跨过了“刘易斯拐点”），问题本身不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相关。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当年基于工业化早期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不变”的情况形成的“古典理论”，与发达国家剩余劳动力用完之后工资随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新古典”情况，通过“刘易斯拐点”，连接、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当中，因此它事实上是对经济增长全过程的一个完整描述，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与描述，属于“一般理论”。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过了“拐点”，而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拐点之前的早期阶段，在当前看上去好像只是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特殊理论。由于发展也是增长，所以我们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时，自然也要用到各种增长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固定工资情况是一切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都会发生的，而不是落后国家的“特征性问题”。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刘易斯模型中包含着“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新部门的产生和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发达国家“外资”进入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本国内生的某种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所引起的。

 

总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际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研究在发达国家已抢占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比它们更快地增长。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强弱关系前提下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只研究一国自己，就只是经济增长理论讲的一般性问题。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条件等，它们有时也与贫困并存甚至与贫困相关，许多人也把这些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这是“越界”了。不是一切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对落后国家中某个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四，增长的要素

 

在说明了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关系之后，我们先要回到增长理论，简要地分析一下“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作为一般理论的增长理论毕竟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这些年实际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增长的要素不仅仅包括最初众所周知的劳动和资本，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后来，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无法被资本和劳动所解释的那个“残差”（residual），被归为技术进步，并将其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再后来，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制度也逐渐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理论。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增长的要素了，而是4个“增长的要素”了，即劳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包括资源）、知识（技术进步）与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要超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传统的生产要素，还应该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这两个新的要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核心差异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落后国家除了物质资本积累存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更关键的还在于技术水平和制度质量上的落后。总之，人均收入低只是落后国家经济之所以欠发达的表面现象，要素禀赋结构落后才是最本质上的原因。

 

中国经济过去4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技术上有我们的弱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仍然不高。发生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通过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们的出口，会对我们的经济、企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站在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追赶。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如何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体制机制；如何改革金融体系，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

 

五，“发展要素”：用好相对优势

 

通过增长要素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落后国家的“处处落后”。但是，处处落后，要素禀赋结构低下，还要更快地增长，比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还要快，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这个结论其实提示我们，要在增长要素之外寻找一些可以利用的因素，才能取得发展。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发展要素”的东西。

 

所谓的“发展要素”，主要是以下3种。

 

第一，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因而可以为经济起飞挣得“第一桶金”。

 

第二，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 comers）。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这个后发优势，是一个落后国家最终能够实现追赶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要素。

 

第三，“本土优势”，指的是在本国市场当中，本土的企业、本土的竞争者有特定的优势。尤其是，历史上美国和中国的情况都表明一国人口较多所导致的“本土市场规模”较大，在竞争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内市场大，本国品牌走上国际的机率会高一些。国内市场大，也会更多地吸引外国企业的进入。不过这与本国制度与文化特殊性无关，而与大国还是小国的特征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这些相对优势中，一些学者一直强调的是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大都在一开始就介绍比较优势。的确，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一开始只是有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这一个要素，也只能利用它、依靠它。但是，如果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很久。事实上，中国过去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也绝不仅仅是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过程，特别是后面的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其实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后面的20年里，劳动工资的增长已经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下滑，而在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的发展，包括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高新科技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有着截然不同。比较优势是依靠较低的劳动成本，竞争力仅仅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后发优势是后来者以较低的学习成本，模仿、引进、吸收，缩短知识和技术与前沿的差距。

 

后发优势概念当中，“模仿”是一个关键词。实际上，落后国家模仿不丢人。中国过去这些年取得的技术进步，被一些人说成是“偷窃”（知识产权），这就属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遏制与打压了。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总会有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美国当年追赶欧洲时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每年花300多亿美元买仍然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中国消化、吸收、模仿大量已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off-patent）的技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不受产权保护的，但要掌握它们也需要付出学习和引进的长期努力。中国过去这些年做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让发达国家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得以“外溢”到我们这里来。

 

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做对了的一个事情是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贸摩擦，使我们对哪个发展要素是更加重要有了新的认识。发达国家不会担心落后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会对它们构成挑战，因为第一，它们反正没有廉价劳动力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了，第二，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做得再大，也是低端技术，也没有上升到中、高端对他们形成竞争。真正会改变竞争格局的“后发优势”，是知识的学习和技术的交流，这会使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获得提升，实现真正的发展。

 

六，发展的阶段

 

过去人们往往用收入水平或产业结构来划分发展阶段，其实那些可以说都是在划分“增长的阶段”。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根据“发展要素”起作用的过程，来划分真正的“发展的阶段”。

 

概括地说，落后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而不是增长几年就停滞了，根本没有实现趋同），一定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投资教育。

 

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发展。

 

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

 

再高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能一个国家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之间专业分工、相互贸易，这样才更有效率。

 

当然，中国现在还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我们在许多知识和技术领域里仍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仍然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也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樊纲，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